第二章
「解開照顧枷鎖」

「在法庭上，老太太一句話都不說；就算開口，就是一句，希望自己受到懲罰。」律師眼中的林心美（化名）是家庭壓力的代罪羔羊。

依社會標準看，她是好母親，養育兒女成才，她連孫子都接手照顧；她也是好妻子，陪著病夫跑醫院上百次。「如果制度提早看見她的壓力，沒有漏接，她就不會成為殺人犯。」學者感嘆。

律師也形容：「與其說老太太是為自己解脫，我覺得她是為了救全家，犧牲自己，不留負擔給家人。」

這是她堅持於「妻母」的人生腳本，就是該一肩扛起，自己的責任不容打折，也沒有退路。

林心美在四年前某日中午，持鎯頭擊碎丈夫的腦袋。當管理員因重擊聲前來查看時，七十四歲的她雙膝跪地自白：「我殺了他，我受夠了。對不起，造成社區麻煩。」她打電話自首。警方回憶，她對著話筒不斷重複：「我真的照顧不了！」

多年來她照顧心臟病、糖尿病的丈夫；還有過動症與情緒障礙的孫子，好讓兒女、媳婦上班無後顧之憂。「一打二」照顧壓力，終於爆發。

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秘書長陳景寧見過許多照顧者，盡力扮演著「理想中的父母、夫妻、兒女」，獨力苦撐，否則就自認失職、不孝。她形容，這是傳統觀念刻在照顧者心中的「人生腳本」。

在各式照顧悲劇中，照顧者主動改寫人生腳本，早點尋求資源，是避免憾事的第一步。那公部門的各種支持系統，是否做好準備，接住這些照顧者？

「第一次和那位老太太見面時，她問，為什麼要救我？」

台北市家防中心主任陳淑娟至今記得當下震撼。她說，過去的長照系統是以失能者為中心，直到此案發生，才真切看見「照顧者」的辛勞，制度的「焦點」應該微調。

以林家為例，家庭難題牽涉身障、長照、家暴、特殊教育，但各局處的分工像是「碎肉機」，將家庭難題切開、各自為政；不只未及早介入，資料也無法互通。

加強協助照顧者，並透過數據比對，挖掘出「長照家暴」的潛在風險者，這是陳淑娟正在推行的兩項方案。目前台北市率先試行，讓相關資料庫能夠嫁接，因為她已不想再問自己，「如果重來一遍，我們可以怎麼做？」

林心美有大學學歷，全家有不錯的社經地位，並非大眾想像的缺乏資源，才走上絕路，只是各種國家資源或社福制度都「漏接」這個家庭了。

第一，丈夫雖罹患糖尿病、洗腎，持重度身心障礙手冊，但長照單位評估他「尚有生活自理能力，未達長照失能等級」，因此無法申請長照與喘息資源。

這樣的評估是以「被照顧者」的健康狀況畫分，忽略了「照顧者」面對的整體處境 。

第二，孫子其實多次攻擊祖母林心美，但家人認為這都是家務事，選擇對外隱瞞。在林心美崩潰殺人之前，也曾在外失控與孫子扭打。都有通報紀錄，但沒有單位進一步訪查，社會局和教育局直到案發後才串起資訊。

這些老太太在法庭上不說的細節，來自已逝監察委員高鳳仙的調查報告。她於本案隔年開始調查，外界才得以窺探長照殺人的複雜性。

報告結論寫得直白：相關單位皆「未積極訪查、轉介、連結相關資源，且未適時提供協助，實有不當」。

「為什麼要救我？」是自責，也是控訴。陳景寧說，照顧長路，沒有人可以獨自走完全程，必須靠「照顧公共化」補起制度各種漏洞，有資源、推動新觀念，才能打破傳統孝道或母職責任束縛 ，翻轉照顧者的人生腳本。

「阿公真的很疼阿嬤。」照顧過這對老夫妻的人們這麼說，不同社福單位的記錄也都寫著「關係恩愛」。

但多位跨組織、跨機構的照顧專員、家照社工協同社福團體，開了線上群組密切聯繫兩人，共同支持這對貧病交迫的老夫妻。因為，他們曾發生不太能明說的「事件」。

老是念著：「她若是死了，我要怎麼活下去？」的阿公，曾經推著阿梅的輪椅到了海邊，想要一了百了，幸好被人攔下。

他這麼愛她，卻差點動手殺人，矛盾嗎？這是老顧老、顧到心力交瘁，生命緊密交錯，又不忍放手之下的驚悚情節。

等著一炷香燒完，臨暗，飯涼了，阿公說嘸要緊：「早上喝牛奶，我也是泡一杯給她。」

「一天廿四小時，我廿三小時都在伊邊仔」，有時候還「站著睏」，他說，逗陣四十年，有十年她都是病著的。即使發生「事件」之後，長照及社福介入，居服員一天來三次，阿公就是不放心別人照顧，更不想和阿嬤分開。

坐在塑膠椅上，阿公深情描述，阿梅要「過身」的那一天，她在醫院打電話回家：「你不來嗎？卡緊來喔，不然看不到我了。」

阿公說，他很著急，一腳皮鞋、一腳拖鞋就跑出家門，跑著跑著還成了赤腳。

病床上的阿梅問他：「給我親一下好嗎？」他聽話輕吻了阿梅的臉頰。阿梅又回握他的手，要他再親一下。

阿公低吻額頭時，「她的手就無力放開，眼睛閉上了。」

但旁人看見的真相是：阿梅半夜在加護病房離開，沒有親人伴隨。一直照顧阿梅的何修女說，李俊雄阿公是隔天直接到殯儀館去看她最後一眼。

這些不久前的往事，在李俊雄已失智的腦海中化成浪漫版本。魔幻、荒誕與現實交錯，才是他的真實，是他給自己的安慰。

眾人說，李俊雄確實深情，依戀，也依賴著阿梅的陪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加護病房不准探望，但何修女知道他不能不見阿梅，尤其那時癌末的阿梅已進入安寧階段。

於是，院方特別通融每天一小時，修女和護理師將阿梅的推床推到醫院小花園裡，李俊雄總是準時九點就在那兒等著了。即使最後阿梅昏迷，他仍然堅持來問一聲：「你今仔日有卡好嚜？」

「你說阿公愛不愛阿嬤？愛啊！」但是打過她、想殺了她，跟愛一樣真實，「久了都會累的。」台東聖母醫院護理部主任蕭燕菁說，在阿嬤還沒住院前，居服員曾發現阿嬤身上有瘀青。

李俊雄說是阿梅跌倒，但瘀青的位置不像。阿嬤很清楚地表達：「阿公打我。」

李俊雄已成不適任照顧者。社福機構評估，兩位長者都需要安置，阿梅還偷偷說，她不想跟阿公在一起，但阿公堅持「兩人一定要住同一間。」

重度失能的阿梅先住進機構，疫情之下禁止探望，李俊雄才不管，「堅持每天去，一天還去兩次」。不願具名的社工透露，阿公天天到她的辦公室「盧」，要看阿嬤，「他有很深的分離焦慮」。

心有餘，力不足是殘酷現實；即使再不堪，眾人仍不忍苛責垂垂老矣的李俊雄。蕭燕菁感嘆：「他也老了啊，也需要人照顧，哪能再照顧另一個重病、失能的老人呢？」

妻子走後，李俊雄日日哭泣，失智症狀漸明顯。看醫生？不要。住安養院？不要。他說：「阿梅要有人拜，要拜一年。」

他不想離開和阿梅的家，即使看起來，那屋裡除了遺照和紙板，什麼也沒有了。
 

七十歲的潘玉嬌（化名）從睡夢驚醒，黑暗中一雙大手緊掐著她的脖子。她近乎窒息，使出全身力氣拳打腳踢，總算掙脫，衝出房門打電話向女兒求救：「妳爸爸差點把我掐死！」

潘玉嬌照顧失智丈夫將滿三年，這場「驚魂記」發生後，她才意識到獨力照顧的極限。

潘玉嬌回憶，丈夫陳耀祖（化名）八十歲發病那年，先是忘記自己說過的話、找不到回家的路，接著性格大變。「他真的變成不一樣的人，我心裡很害怕。」

潘玉嬌說，症狀嚴重時，陳耀祖終日將自己反鎖房內，堅持不開燈，不論誰靠近，他都一拳揮去。

失智症患者不只健忘，常會合併精神行為症狀，如妄想、怪異舉止、睡眠障礙等，這些症狀才是照顧者最大的壓力來源。親戚卻以為性格反常的陳耀祖是被鬼附身了，在兩老的公寓內貼滿符咒。

符咒無法改善「老老照顧」的處境。潘玉嬌光是替丈夫換衣服，就被抓得全身傷，甚至濺血。身高僅一米五的潘玉嬌無力攙扶失去肌力的丈夫，兩人因此踏不出家門，一起受困在老公寓二樓。

潘玉嬌在外地工作的女兒曾提議聘請外籍看護來照顧爸爸，畢竟媽媽也老了，不需要這麼辛苦。潘玉嬌原先極力反對：「你爸爸會打傷別人！」

直到陳耀祖那夜掐住她的脖子，她終於願意放手，請來外籍看護。

看護幫忙分擔照顧工作後，潘玉嬌有了屬於自己的生活。潘玉嬌說，她終於有時間出門運動、與朋友相聚；事實上，陳耀祖也不曾如她所想，會「攻擊看護」，原來陳耀祖的怒氣只發洩在最親近的家人身上。

「當照顧者願意信任看護，壓力就一定能夠減輕。」台東聖母醫院護理部主任蕭燕菁表示，照顧者與看護建立關係的過程中，能夠找回社交生活，並慢慢學會「放手」。

---

---

根據衛福部一〇六年調查，全台六十五歲以上的「高齡照顧者」比率高達三成七，其中近六成發生過失眠、痠痛、憂鬱症等情況；更有六成三長者「必須獨力照顧」親屬，無人可接手協助。

蕭燕菁說明，高齡者的體力有限，搬動照顧對象時受傷、跌倒的風險較高。此外，高齡者的記憶力較差，要記住翻身的技巧，或者「軟墊該如何擺位防止關節壓瘡」等繁瑣的照顧細節，相對困難。

高齡照顧者不見得願意接受外界的協助，另一個原因是「自己顧不用花錢」。目前低收入戶申請長照2.0服務，政府全額補助，但中低收入戶要自付全額的5%、一般戶則是16%。

台北護理健康大學長照系教授陳正芬研究發現，即使小錢的「自付額」，對貧窮家庭或生性儉省的長者來說，都是無法接受的負擔。

再者，喘息服務應從長照給付中獨立：「改變核定方法，改以照顧者的需求為優先。」陳正芬表示，喘息服務是要讓照顧者喘息，應該視照顧者的狀況而定，但目前長照2.0是以被照顧者的失能等級來評定喘息服務時數，很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