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是發自內心的提問，並不是覺得這樣可以阻止她。這類型的反應，在某次陪同她搭著救護車前往急診時，被學校的教官稱讚「你這麼年輕卻如此沉著」。可能我並不是沉著，而是好奇蓋過了驚慌。或許是這種以好奇為基底的沉著，使我看起來對憂鬱症者或被社會認為「不正常」的人相對友善，也才使得我比較吸引他們。
說到憂鬱症，雖然不是什麼值得驕傲的事，但我與憂鬱症者交手的經驗相當豐富。我從來沒有相關專業，無論是學歷或工作，但不知為何接觸了很多憂鬱症患者與「憂鬱者」。有朋友說我有「吸引這些人的特質」，但這所謂「特質」是什麼？我其實一直沒有想通。如果說，我覺得自己有那麼一點點不同，可能是在於我對「人」有著強烈的好奇心，對於這個人如何成為現在的樣子，有強烈追根究柢的慾望。
因此當某些人展現某些與社會認定的「正常人」不一樣的模樣時，我通常也不會驚訝，因為我並不那麼在意「正常」是什麼，我更在意的是，與我面對的這個人，有著什麼樣的特質，以及這樣的特質是如何而來。所以當我經歷某些人際間的特殊狀況時，在乎的其實並不會是那個特殊的表象，而是好奇對方的想法。
這到底算是研究者的熱情，或是科學家式的冷酷，其實我也不太清楚。
但我絕非工於心計，我對人的好奇與關懷，都確確實實出自內心。這或許可被理解成是人文主義培養出來的偽善，但無論如何，我打從內心地不覺得「憂鬱症」者與常人有什麼不同。作為一個憂鬱症者的現任伴侶，我也曾對她表示過這個意見，她似乎相當欣慰，但我其實有些惶恐，因為我並不真的知道，這樣是否是「正確」對待憂鬱症者的方式。我對伴侶的愛、關懷──以及好奇，都是貨真價實的，但我真的不知道這是否正確。
對「不正常」的好奇，對「正常」的不理解
無論我這種熱情的好奇是否（政治）正確，但我從經驗中明確獲得的結論是，在絕大部分的情況下，對憂鬱症或是憂鬱傾向的人，付出真誠且大量的關心，絕對能夠改善他們的憂鬱狀況。當然，我能得出這個結論，是因為自己的經驗。我曾在與前述交往對象分手後，還長期、持續的關心與陪伴她，我並不特別帶著什麼意圖，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知道自己的陪伴能夠幫助到她。而這看似沒有回報的付出，卻使我感覺充滿回饋。或許是因為我喜歡「被需要」的感覺，但能夠被「被需要」所回饋，也必須建立在我對她深厚的情感之上。
因此，從我的經驗來說，憂鬱的狀況──無論它是否被界定為憂鬱症──是能夠透過長期持續的關心、陪伴來緩解甚至去除的。但其實對我來說，長期持續的關心與陪伴，原本就是維持一段長久親密關係的基礎。我認為健康的親密關係，必定能對憂鬱者帶來正面，甚至決定性的影響。
願景工程專題報導中指出：「47%的人在得知結婚對象有情緒障礙時，選擇暫緩結婚，12%的人會直接取消」，我對此非常錯愕、無法理解。通常會談到結婚，應該已經是一段相當穩定，也彼此熟悉的關係了。若真的有憂鬱的狀況，也應該早就知道。
如果這是段健康的關係，不會因為僅僅被診斷出憂鬱症而變得不健康；反之，如果原本就是段搖搖欲墜的關係，選擇暫緩或取消結婚的原因，恐怕也不會是憂鬱症，而是這段原本就不健康的關係所導致。
當然了，如果說憂鬱者與其他人完全沒有不同，是不夠負責，也與我經驗相左的。憂鬱者對於陪伴與關懷的需求，確實在質與量上都更高。且憂鬱程度越深，需求越大。這應該是相當如實的陳述。
在這種情況下，人際網絡的支持就非常重要，很多時候不能只靠親密關係的伴侶來提供這些陪伴，否則伴侶也很容易一起陷入憂鬱的狀況。親人與朋友的關懷，重要性絕不亞於伴侶。我是憂鬱症伴侶的主要陪伴者，也是身邊「憂鬱」朋友的陪伴者。
從這角度說起來，我所謂「與憂鬱症患者交手的豐富經驗」，以及作為憂鬱症患者的伴侶，所累積出的結論，其實也僅是憂鬱者需要較多的關懷與陪伴而已。而這簡直是羞於示人的微小「發現」，但也真的是我多年經驗的心得。就如近視是一種視覺功能障礙(disability)，但因為在台灣非常普遍，每個人都或多或少有近視，所以幾乎不被社會視為疾病。憂鬱症者對我來說，與常人也就僅是近視程度的差異罷了。更不用說以全人類的規模來說，近視的比例與憂鬱症的終生盛行率是類似的（註）。
所以如果我說，我其實分不太出來憂鬱者與所謂的正常人有什麼差異的話，這絕非什麼人文主義的偽善或矯情，而是發自內心的肺腑之言。也因此，我作為憂鬱症者的伴侶，以及許多憂鬱者的朋友這件事，並不是件我覺得值得驕傲的事；我更想問的是，這麼平凡的經驗，各位「正常人」真的不曾經歷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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