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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他國兼容選舉與防疫,台灣將「雙贏」玩成「零和」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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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他國兼容選舉與防疫,台灣將「雙贏」玩成「零和」遊戲?

2022-11-24 台北醫學大學醫療暨生物科技法律研究所副教授/賈文宇

香港藝人杜汶澤今年入籍臺灣,日前開心地在臉書上秀出投票通知書。他在鼓勵大家投票之餘更感嘆:「很多人卻因為有投票權反而不懂珍惜,到失去的時候才後悔已經太遲。」但距離投票日不到一週,中選會與指揮中心即便為疑似症狀者設立了綠色通道,仍堅持確診者不可出門投票

可見杜先生要行使來台首投,可千萬別確診。

中選會與指揮中心即便為疑似症狀者設立了綠色通道,仍堅持確診者不可出門投票。圖/取自聯合報系資料庫

中選會與指揮中心,到底用什麼理由堅持確診者不能投票呢?首先是「健康權」,指揮官說健康權也很重要,確診者投票可能造成傳染。在此,我們不論健康權的範疇難以界定(例如,中國著魔似的動態清零,正是打著健康人權大旗)。其實更重要的問題是:投票本身是高感染風險的行為嗎?

初步看來,在已經與病毒共存的社會中,投票的群聚似乎與日常生活的染疫風險無異。圖/取自聯合報系資料庫

以11月8日剛舉行全國期中選舉的美國為例,投票日的新增病例是21,141例、七日平均是39,188例;而迄今以來將近二週,七日平均最高也不超過45,000例

確切的因果關係雖然有待醫學研究,但初步看來,在已經與病毒共存的社會中,投票的群聚似乎與日常生活的染疫風險無異

至於台灣,中選會目前評估有5萬至7萬人的投票權會受限制。然而選舉是憲法明文保障的基本權,投票更是代議民主的必備形式,每一次剝奪人民的投票權益,損失都是再也無法恢復。

即便以健康權的「基本權保護義務」思考,不但應由立法者明確制定法律為之,一旦涉及限制他人基本權,仍然須以比例原則要求手段之必要。 指揮中心或許是防疫專家,但為了幾乎不增加健康風險的投票行為來限制7萬人的投票權,顯然疫情爆發三年來是不曾懂過比例原則。

美國選舉通訊投票樣本。圖/取自聯合報系資料庫

事實上,當Covid-19已成了社區傳播、重症率<0.45%的健康危害,依然有辦法透過各種制度,降低投票當天的感染風險。除了「綠色通道」等,投開票所的各種分流機制外,通訊投票也是許多國家承認的可信任投票方式。就像蘇貞昌院長:「只是限制出門、不是限制投票」的發言,正是通訊投票制的最佳詮釋。

例如美國期中選舉,便至少有四千二百萬的通訊投票;澳大利亞除了郵寄選票外,也開放確診者申請電話投票

美國2020年大選許多通訊投票的舞弊傳聞,只是陰謀論者的無的放矢;但臺灣許多民間團體長年推動「監所、在外工作與求學民眾的不在籍投票」,中選會總是八風吹不動。

同樣推動多年未果、欠缺立法授權的遠距醫療通訊看診,指揮中心願意因應疫情例外開放;碰到通訊投票,疫情已第三年還在準備不足,手握「帝王條款」的指揮中心突然「發現」欠缺法源

指揮中心將確診者隔離天數從「7+0」縮短為「5+n」,卻堅持確診者不能投票。圖為桃園機場入境旅客領取快篩試劑。圖/取自聯合報系資料庫

指揮中心與相關部會一路走來,為了喪家奔喪、為了考生權益,不辭艱辛地投入資源、為確診者設計各種制度通融;甚至曾為了遊子返鄉,不惜最後一刻髮夾彎修正國民入境政策。唯獨對投票權充滿偏見,把防疫與民主可以雙贏的賽局,硬是玩成零和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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