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串流平台熱播的影集《人選之人》因涉及女性參政、職場性騷擾以及數位性暴力等性別議題，引發觀眾相當大的回響。有個角色相對不受關注，卻是許多女性的寫照——受困婚姻中卻不離婚，民和黨副總統候選人趙昌澤的妻子歐陽霞。
影集中的歐陽霞偷抽菸、哭泣，因為丈夫出軌、她必須成為成功男人背後的女人，一切都為了成就丈夫。女兒看到媽媽不快樂，多次直球對決：「你為什麼不離婚？」在女性能夠獨立自主的時代，歐陽霞仍舊選擇隱忍，反映出現代女人還是會因為離婚付出很大的代價。
婦女就業卻沒解放，貧窮像早已佈好的陷阱
近幾年來，育有三歲以下子女的已婚婦女勞參率上升到七成上下，年輕育兒家庭「雙養家」的性別分工蔚為主流，有取代「男性養家」之勢。可是，「雙養家」並不等同於「雙照顧」；女性承擔起養家責任，男性卻沒有因此投入對等的照顧責任。
這意味勞動市場「競爭」中，育兒女性沒有跟男性站在一樣的立足點。相較於多數父親在就業上的無後顧之憂，大部分母親在投入工作的同時，還是得把「照顧孩子」這件事考量進去。
企業老闆與主管對理想員工的圖像，是「無家無子無負累」；當一個女人經常因為孩子生病請假、必須配合孩子托嬰中心接送時間，無法超時工作，她很容易成為老闆與主管眼中「不夠好用」的人。
面對新自由主義競爭日益激烈的全球市場，雇主壓縮勞動成本，對員工的勞動強度越來越嚴苛，造成女性就業排除與被邊緣化，加劇了媽媽的貧窮風險。
衛生福利部2020年公佈《15-64歲婦女生活狀況調查》，2019年底約有53.7萬名15至64歲的女性處於「離婚或分居」狀態，上一次（也就是2015年）的調查數據為32.1萬人，成長幅度相當大。
同份調查指出，受訪的離婚婦女中有9.8%最近一年沒有收入，而有26%自陳「經濟問題」最感困擾。除了統計數據之外，近年幾件單親媽媽攜子自殺事件，也映照出女性離婚後相對高的經濟風險，以及背後的兒少貧窮與人權議題。
換言之，女性貧窮不是因為「離婚事件」，而是進入婚姻後，「懷孕生子」及「育兒」的經驗和責任，對工作成就及所得累積造成衝擊。它其實是勞動市場歧視照顧者與貧窮照顧者交互作用的後果；單親媽媽的貧窮困境可以被理解成一種「照顧者貧窮」。
照顧者歧視導致照顧者貧窮
「照顧者歧視」看似新穎，其實多數人都不陌生。「懷孕歧視」就是一種。儘管「性別工作平等法」已實施超過二十年，但我觀察到台灣的懷孕歧視比想像中嚴重。
我遇到不少單親媽媽都提到，她們在懷孕大約八個月左右，就遭到雇主用刁難（例如以盤損為由，要求員工賠償）、或是遊走法律邊緣，以育兒留停津貼為「誘因」，要求媽媽自願辭掉工作。
除了明目張膽的「懷孕歧視」外，也有單親媽媽因為雇主在她懷孕期間，持續要求她從事具有危險性的工作，未依法提供「母性保護」，迫使她們在保護胎兒的考量下自動離開職場。這同樣是一種懷孕歧視。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在餐廳擔任內場人員的媽媽的經歷。
在餐飲業，內場人員因為專業性較高，比外場人員高薪；但是多數廚師都是男性，尤其越高級的餐廳越是如此。我遇到的那位媽媽身為「生理女性」要在如此陽剛的工作環境中生存下來，她必須更努力地適應那套為男性身體經驗打造的工作流程，證明自己有能力、打破主管與男性同懠對自己潛存的性別偏見。
主管與男同事雖沒有刁難，但也不打算因為女員工懷孕就改變工作流程。這是一種讓懷孕者「知難而退式」的排除過程：因為職場就是這樣，妳做不來妳就走。
這位媽媽選擇離職，表面上看起來，是懷孕者無法適應廚房的工作流程所致。但追根究底，這是整個廚房的工作流程在設計上排除懷孕者（甚至包括障礙者、體弱者）。同樣是一種歧視。
這種令女性受僱者知難而退的隱性歧視，不只發生在工作流程的設計只考慮男性的身體經驗。多數工作組織對工時的安排，包括過長的工時，常態性夜班與假日加班，是就業母親在職場上更常遭遇的排除因素：因為高工作負荷量、且高工時的工作安排根本不利受僱者兼顧工作與年幼孩子的照顧。
事實上，有好幾位我遇到的媽媽，在提及懷孕歧視被解僱的經驗時都說：就算老闆不解僱自己，她們也打算生完孩子後轉換工作跑道。原本的工作習慣性加班或過晚的下班時間，讓她們無法及時回家照顧與陪伴年幼的孩子。就這點而言，企業未顧及員工的家庭照顧責任而普遍採取超長工時，其實也是一種「照顧者歧視」。
育兒不只是無償勞動，還讓女性受到「薪資懲罰」
育兒女性因為勞動市場的「照顧者歧視」而中斷就業，不只讓她們在經濟上依賴伴侶，一旦進入離婚事件，前配偶還可能在衝突下，抽掉對她們的經濟支持，讓她們立刻陷入貧窮。
甚至在離婚之後，同樣是貧窮單親，男性單親的就業幾乎不受育兒的影響。一方面，在男子氣概與工作成就的緊密文化連結下，男性單親有更強烈的文化壓力投入就業；另一方面，原生家庭也有更高的意願透過隔代照顧協助男性單親穩定就業。
相較之下，單親女性往往更難取得原生家庭的照顧後援。在「單人育兒」的條件限制下，單親媽媽二度就業時，就算擁有大學學歷，也不太可能選擇長工時或需要加班的工作。
於是等在她們前面的，就是便利超商店員、或者社區早餐店、便當店的臨時人員工作。這種屈就於「非典型工作」的生存策略，雖然讓她們比較能兼顧就業與育兒，代價卻是終其一生相對高的貧窮風險。
美國學者Waldfogel曾試著用大規模資料庫比較「育兒女性」及「沒有育兒女性」的薪資差距，育兒女性的收入低於非育兒女性，這樣的落差又被稱為「育兒懲罰」或「薪資懲罰」。
根據這位學者的估計，美國女性養育一個子女的薪資懲罰率為4%，養育兩個以上子女的薪資懲罰率是12%以上。
然而是什麼原因導致育兒的薪資懲罰？兩位美國學者Budig與England的分析結果顯示：女性因育兒遭受的薪資懲罰，大約三分之一源於工作經驗和年資的損失，例如為了育兒而中斷就業，或者從事部分工時的工作，導致母親們無法累積工作經驗和年資，影響薪資成長。
根據衛福部2020年的調查，台灣已婚女性曾經因生育（包括懷孕）而離職人口占22.7%，其中曾復職者占59.9%，復職間隔平均時間約4年5個月 。
台灣學者許碧純與邱皓政以「華人家庭動態調查」的薪資調查資料，分析台灣就業女性的婚姻狀態、子女人數與其它相關變數對薪資之影響。研究發現，育兒對於台灣女性薪資水準的負向影響十分明顯：育有一名子女的薪資懲罰率為4%，兩名子女的薪資懲罰率為10%，三名子女則高達21%；平均每增加一名子女的薪資懲罰率為2.1%。
台灣民法雖有離婚贍養費制度，然而要件相當嚴苛。婦女新知基金會曾經整理相關的判例發現：法院只要認定贍養請求人有工作能力，一律駁回請求，幾乎不會考慮請求人是否因離開職場太久，或為了照顧小孩而事實上難以找到工作，而有陷入貧窮的風險。
為回應國際審查委員對「女性離婚後經濟後果」的關切，行政院2021年通過贍養費相關條文之修正草案，送請立法院審議；行政院版草案仍保留「生活陷於困難」要件。
離婚贍養費制度在新時代的意義，並不在強化女性對男性的經濟依賴，而是要回應：在當代勞動市場對照顧者的高度歧視下，女性因婚育的就業能力減損。就此意義而言，行政院版草案應該刪除「生活陷於困難」這項嚴格的要件，才能完善保障弱勢配偶離婚後的生活。現實中的「歐陽霞」們，才不會因為「媽媽什麼都不會」而困在婚姻枷鎖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