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幾十年來隨著開發中國家的所得增加，數千萬人擺脫了貧窮，全球中產階級的出現已成為近代史上最重要的經濟趨勢之一。但這場新冠肺炎疫情已將逾5,000萬人逐出中產階級，從已開發國家的美國、日本和英國，到印尼、肯亞和阿根廷，許多人在疫後淪為新貧族。
在這場危機之前，美國佛羅里達州坦帕市的巴雅科胡女士希望確保她每天都把錢花在刀口上，但在2020年2月，這35 歲的母親失去其產品設計師的工作。疫情期間在電腦前發送簡歷，已成為她生活中的日常。她先生開 Uber的收入，成為家中唯一的收入來源，僅為勉強支付房租及基本生活開銷。
疫情下愛麗絲家庭悲歌
巴雅科胡夫婦及兩個小孩都符合領取食物券的資格，但金額已減至每月239美元，原因是開Uber的收入使其無法領取水電費的補助，也沒有資格獲得其他短期資助。在疫情之前，這家人已是過著節儉生活，積蓄非常少，巴雅科胡擔心下個月要怎麼過。
這個家庭與其他數百萬名美國人同樣因疫情而陷入財務危機，皮內拉斯郡都市聯盟主席海恩斯牧師稱此族群為「新貧族」，儘管他們處境艱難，但能得到的幫助卻很少，「許多人從未有過無法支付房租或帳單的經歷」。
聯合勸募（United Way）的年度報告將這個族群稱為「愛麗絲家庭」（ALICE，意謂資產不多、收入有限的受薪家庭），這類家庭的所得高於官方貧窮水平，但往往不足以積累儲蓄、保有應急資金，或支付所有帳單。
在同為已開發經濟體的日本，中產階級也在垂死掙扎。40歲的齋藤一樹從事房地產業務，他在疫情前的年收入為600萬日圓，外加獎金和其他福利，他的中產階級的地位看似很穩固，但賺的都是辛苦錢，每月要加班80個小時。疫情期間他只能在家工作，而且沒有加班費，收入縮水至400萬日圓。他悲苦問道：「我的房貸款？小孩學費該怎麼辦？」
窮忙族須外出謀生 染疫機率更高
在英國，謝菲爾德 （Sheffield）市議會的一項研究顯示，受疫情衝擊最嚴重者並不是最貧窮的人，而是所謂的窮忙族（working poor），也就是該市的薪水低、工作環境不安全的承攬工，以及被隔離後生活難以為繼的人，這類族群所受的疫情打擊最為慘烈。市議會的研究指出，確診率最高的並非最貧或次貧等級，而是在第三貧窮等級。該市的公衛主任費爾說，真正受衝擊者是窮忙族。由於需要外出頻繁接觸才能謀生，因此「這個族群的傳播率要高出很多」。
窮忙族在疫情期間的困境，在開發中國家也隨處可見。從肯亞、印度到阿根廷，數以百萬計人的生活，因疫情封鎖、裁員和失去賺錢機會而變得更加艱難。
肯亞首都奈洛比的安德卡女士，以前也經歷過艱難時期，但沒有像疫情期間這樣困苦。這位33歲的寡婦和五個孩子的母親，原本靠幫人家洗衣服謀生，每天只賺 2.5到4美元。疫情限制使她無衣可洗。她被迫把孩子送到家境稍好的親戚家中。她語帶無奈說：「我別無選擇，你如何跟一個 2歲幼兒說，你沒有食物給他吃？」
在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卡拉巴哈爾女士通常會推著一輛咖啡車在阿根廷首都的街道上叫賣，但疫情封鎖迫使她無法做生意。她的鐵匠丈夫也失業了，他們夫婦和兩個小孩在一棟兩層樓磚瓦房裡租了一間單人房，每月租金相當於 119 美元。卡拉巴哈爾女士回憶說：「當實施隔離時，我們的生活都被攪亂了，因為我們是每天須外出討生活的攤販。」
住在印尼首都雅加達的山多斯，在疫情期間失去了在一家中式快餐店擔任廚師的工作，這位有兩個還在蹣跚學步小孩的父親，加入了印尼200萬名疫情失業大軍的行伍。防疫限制措施也妨礙了這位 32 歲父親的副業，他在晚上兼差開車以賺取微薄的外快。
山多斯沒有太多時間沉浸於他的不幸，因為他還有更需要操心的事：食物、租金和摩托車貸款。 他無奈表示：「政府告訴我們待在家裡，但如果我真的困坐家中，我的妻兒將沒有食物可吃。」
全球貧窮人口增加1.3億
疫情掏空了世界各國的中產階級，致使許多人從經濟階梯下滑。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分析發現，疫情造成的世界經濟衰退使全球中產階級減少了5,400萬人，由13.8億人減至13.2億人，為1990年代以來首度萎縮，其中以南亞、東亞和太平洋地區最為明顯。貧窮人口也增加了 1.31億人，由6.72億人增至8.03億人。
皮尤將所得水平定義如下：窮人每天生活費不超過 2 美元、 低所得者為 2.01 至 10 美元、 中等所得者為 10.01 到 20美元，而中上所得者為20.01 到 50美元，而高所得者則超過50美元。
南佛羅里達大學社會學系主任、教授不平等課程的卡文迪許（James Cavendish）說，這種情況「可能會加劇不平等」， 「那些只能靠勞力來完成的工作，無論如何都處於所得級距的較低層。」
佛州聖彼得斯堡學院院長威廉斯女士表示，這場疫情永遠改變了生活，「人們失去了生命、房子及事業，但最可嘆的是人們失去了希望」。她認為，教育對於幫助人們重新獲得經濟流動性至關重要。
本文由聯合報系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