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台有57.1萬名新住民，每十位新生兒中，就有一個是新台灣之子。因為語言隔閡，這群新台灣之子及其母親像是被遺忘的社福孤兒或棄嬰，其困境鮮少被關注。
因家暴離婚，36歲印尼媽媽帶著七歲發展遲緩的女兒在台中市北屯區租屋過活。她四處打零工，在小吃攤洗碗、清潔等，月收入2萬多；學校因疫情停課，她被迫在家帶小孩。
母女倆擠在一層樓隔好幾間的隔間，五坪大的套房，一張雙人床和折疊桌，房租6,000元，只有弱勢兒少生活補助及民間團體補助，大約可付房租；三餐則靠食物銀行接濟；母女尚可獲得萬元孩童家庭防疫補貼，這是她們僅有的應急金。
溫飽暫有著落，但小孩遠距學習，家裡沒電腦，只有一支小手機，網路又無法吃到飽，昂貴設備及通訊費對她們是奢侈品。
教養更是大挑戰，台灣陽光婦女協會主任紀慧玉觀察，印尼媽媽傳統的打罵教育，令孩子反彈，母女關係緊密又緊張。
印尼媽媽會講台語，卻聽不懂國語，看不懂中文。有次小吃攤老闆要她幫忙外送，她按地址送去，站在十字路口竟然不知往左還是往右，嚴重鄉音讓路人無法幫忙，她感到茫然，無助地呆站在街頭。
紀慧玉說，疫情衍生出遠距教學沒設備、沒網路的問題，對新住民、原住民家庭是一大艱難，尤其原住民家庭小孩眾多，無法讓每個小孩各自學習。政府除了紓困4.0，應針對弱勢家庭的3C設備、網路提供解決方案。
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吳宗昇不久前遇到一位越南籍媽媽帶著七歲大小孩獨自生活，她在新北市當包裝員，月薪2.4萬元，房租要8,000元，小孩已經七歲了卻還沒唸小學，先上幼稚園，也要8,000元；手機費、水電、買雜物各要1,000元，母子倆一個月只有4,000元吃飯。
「這樣貧困的新住民，一、二十萬人跑不掉。」吳宗昇說，ATM應該都要有越南文跟印尼文。新住民朋友曾跟他講過，「去按ATM其實也不知道怎麼辦，只有中文、英文、客家語，就楞在那邊」。
新住民很少會有銀行帳戶，都是現金放在家裡、藏在某個地方。中華郵政的ATM遍布全台，連偏鄉都有，郵局若願意帶頭讓ATM增設新住民語言，對境內族群融合、境外提升台灣形象，都會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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