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系願景工程推出「高教十字路」專題，調查發現逾七成大學校長憂心，若高教政策無法鬆綁，台灣高教將只剩不到五年的競爭力。
這些年來，政府高教政策給太少、管太多，確實成了高教發展瓶頸。但不論是教育部還是各大學，早已喪失對未來高教願景的想像，恐才是更嚴重的問題。
台灣高教發展近一世紀，原本穩定菁英的高等教育，在一九九○年代開始變革，內有一連串教育體制改革和少子化浪潮襲來，外有日趨白熱化的全球化競爭。
卅年前，台灣高中生不到兩成可進入大學就讀，一九九○年代教改喊出「廣設大學」，願景是要讓台灣能有半數以上學生可進大學，進而有助產業和國家轉型，擺脫低階廉價代工廠的形象。
「廣設大學」政策到了第一線，政府無力新設大學，於是鼓勵五專變大學、技術學院變大學，人人都成了大學生，畢業後卻仍是領有大學畢業證書的作業員。從結果論回顧，當時教改顯然失敗了。
隨後面對全球化時代，如何培養頂尖大學成為高教政策主流。台灣喊出「拔尖」，推動五年五百億元的「邁向頂尖大學計畫」，但資源分配不均成了亂象之一，有的大學錢多到可蓋大樓、翻修老建物、鋪草坪，有的大學卻連專任教師都聘不起。
五年五百億元確實推升大學排名，但就在頂大計畫退場之際，高教面臨少子化危機，中後段大學的註冊率讓人怵目驚心，包括高鳳數位內容學院和永達技術學院已先後退場。大學校長出身的教育部前部長吳思華甚至曾預言，未來恐有五十所退場。
如今大學高喊要自由化、反對公共化，但大學數量太多、素質良莠不齊，政府一旦全然放手，迎來的恐是無上限的學費和無下限的教學研究品質，每年拿走納稅錢補貼的大專校院，真能完全不顧公共性？
實況是許多學生背負著學貸壓力，出社會後面臨低薪環境；而學校聘用大批低薪無勞動保障的兼任教師維繫教學能量。若大專院校完全無視公共性，一味想節省成本追求最大利益，恐怕會成了利用弱勢師生成就高教光環。
過去幾次高教改革，不論是廣設大學或頂大拔尖，儘管結局不算成功，但推動之初至少擘劃出未來藍圖，或多或少帶領台灣向前一小步。
但現今高教政策，不論是馬政府後期的「新世代高教藍圖與發展方案」，或蔡政府上任後推動中的「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若只剩下想著如何讓大學活下去，政府和大學不再對高教方向和出路存有願景和想像，才是最大高教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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