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除夕前晚，中國政府為了控制新冠肺炎疫情，斷然下令封鎖湖北省武漢市，消息一出，數百萬人倉皇逃難，坐困圍城的人們滿是驚恐與無奈。但疫情沒有因為封城得到緩解，長年在中國研究疾病與歧視問題的台灣學者劉紹華再也忍不住，在臉書撰文，直指中國凡事講求愛國主義，為了國家的「面子」眾人主動或被動地配合隱匿醜聞、批評外界質疑，才是疫情失控的癥結。
武漢封城半個月後，疫情在全球大爆發。起初，國際間以「Wuhan Virus」或「China Virus」稱呼此病，世界衛生組織（WHO）正式將疾病命名為「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呼籲各界使用正式名稱，避免汙名化問題，引發國內外大量網友揶揄。
劉紹華於中研院開講，主題聚焦她在中國的麻風研究，冷門議題罕見被人潮塞爆，彼此心照不宣地是想聽她對中國疫情的觀察；但當時她卻將對話的角色轉向台灣，和世衛站在同一邊，提醒台灣人稱呼「武漢肺炎」會加深汙名與歧視，同樣造成多人排山倒海反彈。
有人說，劉是怕得罪中共才改名；也有人反問—中國隱匿疫情，用地區稱呼此病有何不對？對此，劉紹華再度撰文解釋，受訪時也不改本色直言，台灣歧視中國、歐美歧視亞洲，這是一條「汙名歧視鏈」，若不打破，誰都可能是下個受害者。
她強調：「不管多麼厭惡中共政權與中國，那裡有眾多良善的人，需要外界支持與放下偏見。」
劉紹華為何這麼在乎疾病引發的歧視問題？這一切得從20年前說起。
柬埔寨開眼界 篤定研究愛滋
劉紹華先是記者，而後是人類學家，轉捩點就在 1998 年。那年柬埔寨舉辦第二次全國大選，時任香港《明報》記者的她，第一次踏上這塊陌生、滿是地雷的土地，看見戰爭在柬埔寨人們身上留下的傷痕。回台後，她毅然放下記者身分，加入「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前進柬埔寨，協助農村的小學做教育重建。
當時台灣對柬埔寨的印象既陌生又黑暗。柬埔寨剛和台灣斷交、與中國建交沒多久，外交部也尚未發展出用非營利組織拓展外交的方法，所以許多人總用先驅來形容劉紹華，她卻說：「無論是去柬埔寨，還是後來到中國做研究，我都說我永遠不是主流，只是跟著好奇心走，機會來了就去做。」
這半生，劉紹華傾注熱情在愛滋研究的領域裡，和柬埔寨也有莫大的關係。
柬埔寨歷經八年內戰和近四年的紅色高棉大屠殺（當時執政的柬埔寨共產黨為肅清潛在反對派，屠殺全國四分之一的人民），最終在 1992 年被聯合國維和部隊臨時接管，並舉行首次全國大選。然而，大量外國駐軍卻導致柬埔寨性產業蓬勃發展，婦女、幼童遭性侵的憾事頻頻發生，連帶使得這個還沒站穩腳步的國家，受到愛滋病毒的重創。
據統計，聯合國尚未駐柬的 1990 年，愛滋病患者約七十人。劉紹華到訪那年，愛滋病患者已有六萬五千多人。短短八年，柬埔寨感染人數爆炸性成長，和泰國、越南、緬甸等國並列東南亞重災區。
兩年後，劉離開柬埔寨，赴美攻讀醫療人類學。千禧年的末日狂潮在全世界翻攪，此時中國爆發震驚世界的「河南血禍」，上百萬個河南人因為賣血求生感染愛滋，當下她便決定要到中國做愛滋研究。
當時全中國關於愛滋病的人類學研究只有三個，劉紹華很幸運在朋友引薦下，參加在四川省涼山州的調研團，開啟了近十年往返美國、中國和台灣的研究之旅。
用無所畏懼來形容劉紹華一點也不為過。當時她對中國的了解幾乎是零，但因為生性直接，也不會因為無知而退縮，一股腦兒就往前衝。沒想到這些年在中國的探究，讓她寫出兩本生命之書：《我的涼山兄弟》及《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註：麻風，台灣多稱「痲瘋」。為避免歧視，台灣已將此正名為「漢生病」。）
鋌而走險上涼山
這些年來，劉紹華的生命與中國的涼山彝族、麻風醫生等人交織，她用人類學之眼和情感，與中國人交陪，才有機會讓外界一窺中國鮮為人知的面貌。
涼山位在四川省，是中國彝族（自稱諾蘇人）的自治州。 2001 年中國調查發現，諾蘇人口只占四川省的 3 %，罹患愛滋病的卻有全省感染者的六成；到了 2007 年諾蘇感染人數增加到 5990 人，原本疫情集中在首府西昌市、昭覺縣和布拖縣等三地，後也擴及全州 17 個縣市，成為中國愛滋重災區。
年輕諾蘇男性共用針頭注射海洛因，是造成當地愛滋病大流行的初因。毒品氾濫和愛滋病廣泛流行的雙重標籤，讓中國人一聽到諾蘇，便避之唯恐不及。劉紹華揣著這份好奇與困惑，上涼山爬梳，就在剛開始研究沒多久，她無意間踏入另一個受汙名、歧視甚深的疾病領域—麻風。
麻風是很古老的疾病，肆虐全球至少上千年，由於病毒會讓患者皮膚出現紅斑或白斑，導致患者喪失對肌肉的控制力，嚴重者會容貌變形、手足畸形，導致殘障，因而引發大眾恐慌。
2002 年底中國爆發 SARS，原本預計利用暑假到涼山做研究的劉紹華，被迫「困」在美國，直到隔年6月 WHO 將中國從疫區中除名，她才輾轉透過在麻風村進行教育工作的前記者張平宜，如願回到涼山；只不過，這回她先留在麻風村做田野調查了。
愛滋與麻風都是深受歧視與汙名的疾病，沒想到在諾蘇人眼中還有高低。
中國衛教帶入歧視
有一回，中國政府在涼山舉辦愛滋病衛教宣導，當地諾蘇幹部向居民訓話時特別強調，「麻風不可怕，你們不應該怕麻風，應該怕愛滋」，讓劉紹華印象很深。她說，諾蘇人最怕三種疾病：麻風、結核病與狐臭；這三種疾病會傳染，因此族內禁止與這三種病人通婚。
在諾蘇的傳統概念裡，生病只有兩大原因，大部分和「鬼」有關，次之是靈魂走失；這邏輯和台灣的傳統俗名信仰很像。他們有麻風鬼、狐臭鬼，但沒有愛滋鬼。因為愛滋是新興疾病，在醫書、經書找不著，初期症狀發燒、水腫等病症，又和感冒相似。「因為無法理解，所以不會產生歧視。」她說。
從喪葬儀式更可窺見愛滋病與其他傳染病的差異。諾蘇人將死亡區分成吉死和兇死；老死、一般病死稱作吉死；車禍、意外死亡是為兇死。吉死者會在山上擇地火化、掩埋；兇死者則在河邊火葬，一葬完骨灰就迅速沖入河裡，還得做法事驅邪避凶。由於愛滋病死者被歸為吉死，所以劉紹華曾見罹患愛滋的諾蘇人仍與家人同吃、喝、住，顯見這疾病未受歧視。
不過這一切在 1998 年中國的愛滋防治計畫進入後，逐漸有了轉變。中國政府不斷向諾蘇人宣傳愛滋的可怕。2002 年，劉紹華首度造訪位在四川省涼山州的利姆鄉時，就親眼看見這座高山農村貼滿諸如「潔身自好」、「全社會打一場『禁毒防愛』的人民戰爭」等宣傳標語。
她說：「恐懼是一種經常性的衛教手段。」受中國防治計畫影響最深的，是在政府或學校工作的諾蘇人，以及頻繁與之接觸的年輕人。他們因為害怕，進而歧視愛滋病者。
近十年的田野調查後，劉紹華先寫了英文版的民族誌，再花兩年改寫成中文版《我的涼山兄弟》。她之所以如此堅持，是為了「平反」中國社會對諾蘇人鑿之甚深的恐懼與歧視。後來該書在中國遭到禁絕，但她仍在不同的場合，繼續說著涼山兄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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