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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惠芬專欄:別逼媽媽交出自己的人生 貧窮單媽殺子案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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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惠芬專欄:別逼媽媽交出自己的人生 貧窮單媽殺子案的啟示

2022-05-03 東吳大學社工系教授/洪惠芬

前年在汽車旅館下藥迷昏勒斃兩名子女的吳姓單親媽媽,去年一審時依殺人罪被判處死刑。當時法官的判刑引發兩派爭辯:藝人隋棠批評法官輕視單親媽媽的困境;也有人痛斥單親媽媽冷血,贊同死刑判決。該案二審時改判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並在今年三月底遭最高法院駁回上訴,全案定讞。

我寫此文的目的並非要延伸去年兩派網友對於本案的爭論、對殺子案判刑的結果進行評論。在母親節前夕,人人都在高歌母親有多「偉大」的時節,我想藉著吳姓單媽殺子這個案例,從貧窮單親媽媽的生命困境來談談「作母親」的艱難。

育兒媽媽如廁也不敢關門 當代「密集母職」的困境

我剛進大學教書時的畢業學生,最近陸續成為母親,我經常在臉書上看到她們分享初為人母的甜蜜與辛苦。其中有一張網路圖文令我印象深刻:那是一位年輕媽媽坐在馬桶上,廁所的門開著,門前坐著一位哇哇大哭的嬰兒。我在十多年前成為母親,這個育兒畫面也曾經出現在我的孩子還幼小時。我永遠記得當時的自己,一個人孤單在家,時時刻刻面對孩子的各種需要,在沒有任何人可以支援的情況下,連上個廁所都必須犧牲隱私的窘迫感受。

雖然在大多數人類社會,母親都被設想成孩子「最主要的照顧者」,然而上文這種完全「以孩子為中心」、照顧者在陪伴與照料孩子時,幾乎片刻都不能將注意力移轉離孩子身上的母職圖像,其實是相當晚近的現象。

將時光倒轉五十年,對照民國六十年代台灣社會的母職圖像,我們會發現當時的母親雖然育有子女數相對多,但是她們所承擔的育兒標準與壓力並沒有當代母親高。美國社會學家Hays將當代這種「以孩子為中心」的母職圖像稱之為「密集母職」(intensive mothering)。「密集母職」的現象在台灣社會的興起,原因相當複雜。其中在文化上,「兒童權利」的觀念發揮相當關鍵的作用。

「密集母職」強調母親「一對一」面對孩子的照顧樣態,很容易令育兒者陷入一種孤立無援、身心瀕臨耗竭的照顧困境。圖/取自unsplash

想想狄更斯小說筆下十九世紀的英國社會,它距離我們現下不過一百多年。他筆下的成人普遍以「疏忽」的方式對待孩子。大多數襁褓中的嬰兒,只得到極基本的照顧,母親或其他成人在繁重的家務勞動下,根本沒有餘力去回應嬰兒的情感需要。

年幼的孩子因哭鬧而被毆打的狀況極其常見;有些照顧者甚至餵食孩子鴉片讓孩子昏睡不吵鬧,讓大人得以專心處理其他家務。這些兒童虐待現象意味著:二十世紀之前,孩子的照顧安排完全是以成人的需要為中心。這種照顧安排當然會對孩子的身心造成嚴重傷害,但它最有效率:母親能從孩子哭鬧的干擾中迅速抽身,立即投入其他較具生產效益的家務。

「成人中心」的育兒模式與當代「以孩子為中心」的密職母職圖像形成強烈的對比。對當代母親而言,照顧孩子不只是吃穿睡的生理需要議題。照顧者同時要花心思評估,孩子「內在」的情緒及認知狀態,並用合乎孩子需要的方式陪伴孩子、與孩子互動。這使得照顧者在陪伴孩子的當下須極其「專注」。其他社會角色或家務的干擾,都可能妨礙她對孩子當下狀態的掌握與及時回應。也正是這種「專注」,導致那張「母親坐在馬桶上無助面對哭泣嬰兒」的網路圖文,在媽媽社群裡引起如此大的迴響。

「以孩子為中心」的育兒圖像,某種程度也受到國家權力的支持。二十世紀後半,各國政府陸續建構「兒童保護」防治體系,透過相關法規去懲罰那些因「疏於照顧」而導致兒童身體受到嚴重傷害的家長。

台灣的《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1條規定:「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年之人,不得使六歲以下兒童,或需要特別看護之兒童及少年獨處,或由不適當之人代為照顧。」這就是很好的例子。從「兒童權利」的角度來看,孩子不僅脆弱,也因為能力的限制,無法為自己爭取權益,當一個社會的成人願意暫時捨棄自己的利益與計畫,將時間與資源投注到短期內無法發揮生產力的年幼孩子身上,這是很動人的觀念進展。

不過對母親而言,密集母職強調母親「一對一」面對孩子、專注於孩子需要的照顧樣態,的確很容易令育兒者陷入一種孤立無援、身心瀕臨耗竭的照顧困境。

但我認為:「密集母職」對當代母親所造成困境,主要原因並不是它「以孩子為中心」的照顧標準。問題癥結在於:當我們社會把孩子照顧和教養標準提升到如此高的程度,到頭來卻讓母親一人單獨承擔這項重責大任?

社會提倡「高品質」育兒 責任卻全由媽媽一人扛下

當代母親並不想偉大,母親需要的是一個更善待育兒照顧者的社會。圖/取自unsplash

事實上,若把大環境的變動納入考量,整個台灣社會現下的變遷趨勢,並不利於上述這種「以孩子為中心」的育兒圖像。儘管台灣主流社會對於孩子的照顧與教養標準變得越來越嚴格,但是整體家庭的組成規模卻日益縮小,家庭結構也越來越非典型。也就是說在育兒責任愈加密集的同時,家庭卻益發核心化、單親化。日益沈重的育兒責任最後完全落在年輕父母兩人身上、甚至是由母親單獨扛起。吳姓單親媽媽在接受媒體訪談時,曾透露她長達七年「單人育兒」的無助感:

「這七年來,都是我在養他們兩個小孩,我今天要帶他們一起走,因為我覺得這七年來,我被看低了,我獨自一個人面對所有的輿論壓力與各式異樣的眼光,包括工作找得不順遂。我會覺得為什麼這兩個小孩,這七年來都是我自己,他們生病的時候、不舒服的時候,都是我自己一個人在顧,我二十四小時去哪裡都要顧著他們,我完全沒有自己的自由。」

回想我孩子的年幼階段,我跟另一半都是全時的專業工作者,我們除了為人父母的角色外,我和另一半在職場上,也必須面對主管和同儕對我們工作表現的期待。我們其實是靠著彼此之間性別協商,外加兩邊原生家庭不時的「代間照顧」後援,才捱過那一段高壓的育兒生活。然而,對單親媽媽而言,她們缺乏共同育兒的穩定伴侶。單親媽媽唯一可倚靠的只剩原生家庭。

但多數單親研究卻指出:在台灣社會的父系繼承傳統底下,嫁出去的女兒被視作潑出去的水,單媽比起單爸更難由原生家庭那裡得足夠的代間照顧後援。倘若沒有原生家庭的支持,單親媽媽幾乎必須一人面對單人育兒下工作與照顧之間更激烈的緊張關係。

值得留意的是:單親媽媽並沒有因單人育兒就此擺脫密集母職的文化束縛。從吳姓女子殺子案後引發的輿論可以看到,主流社會對於單親媽媽的母職期待仍舊高標準。而且就我在田野的觀察,多數單親媽媽也沒有因為單人育兒就放低自己的母職標準。

許多接受我訪談的單親媽媽,在談起自己的人生願景時都告訴我,她現在根本沒空想到自己、想到未來,只想趕快把孩子拉拔長大。這也使得她們找工作時,以這份工作能否「配合孩子的照顧需要」為優先考量。於是早餐店或零售業的計時人員就成了她們最好的就業出路。這類工作雖沒有加班壓力,工時彈性,但也因非正職工作,沒有升遷與加薪的機會,退休後甚至缺乏穩定的年金保障,老後的貧窮風險相對高。

這群單親媽媽之所以屈就在非正職工作,某種程度也反映了台灣企業普遍長工時與慣性加班的作法,根本不利於承擔密集育兒壓力的工作者。我在田野中遇到不少單親媽媽在懷孕期間、或孩子剛出生後,就因為雇主懷孕歧視、或者工時過長影響育兒而退出職場。一旦離開職場後,她們的人力資本迅速折舊,二度就業後,幾乎只能向下流動到低薪、且不穩定的臨時性工作。

貧窮單親媽媽的生命困境某種程度映照出:照顧者在台灣社會的高貧窮風險。台灣社會儘管將如此高標準的照顧與教養責任放在母親身上,卻從未善待母親。

每年母親節,整個社會都會透過各式的活動去讚揚母親的偉大。身為一位母親,我想說的是:

當代母親並不想偉大,母親需要的是一個更善待育兒照顧者的社會,包括公共托育、友善照顧者的勞動市場政策。身為母親,我們雖然愛孩子,但我們並不想循上一輩母親的老路,以犧牲自我的方式去愛孩子:我們在育兒的同時,仍想保有自我,保有一份至少不讓自己老後陷入貧窮的穩定工作。

洪惠芬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