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刑法的監護處分後，近期《精神衛生法》在立法院展開密集討論。在公聽會及委員會審查中，病友、家屬及團體代表、及醫護等專業的共識為：增加人力與資源的配置，且社區支持與預防將是未來的主要發展。修法的結果代表現況社會對待精神疾病的理解與態度，並沒有隨著部份「永久監禁」的偏激輿論走。個人覺得，台灣社會在人權意識上有往更高的標準前進。
法國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的「瘋癲與文明」點明了監禁與隔離的本質：監禁與其說是為了病人，其實是為了社會大眾，那些不了解疾病的人。為維護他們的安全感，病人被集中放到看不見的地方，以高牆隔絕，這時大家就自覺安全了；與病人切割是過去社會對待許多不可治疾病的做法，甚至各種非人道的治療方式都被允許，例如：台灣「龍發堂」曾將衣衫襤褸的精神病人鎖在牆角，當時的照片至今看來仍然驚心。
病人家屬也成精衛法關注範疇 但專業人力是否跟上？
生病的人不是人嗎？台灣社會慢慢理解精神疾病，並改變互動方式，像是老年精神病中的失智症患者，隨著醫療與民間團體的努力之下，大眾對失智症的認知逐漸提升，鮮少人再提到「老番癲」或是「鬼附身」等汙名，或拒絕醫療介入。現在更多人知道，長輩有失智症狀應及早就醫；如果爸媽確診，家人也會試著治療看看、先在家照顧，而不是把監禁隔離當唯一選擇。
另外，長照的發展也提升了失智照顧的支持量能，使得更多家庭有能力照顧病人，讓病人在家終老。失智症逐漸走過汙名和負面的對待，除了因為我們的文化較尊敬高齡者，更因為在未發病前，長者大多和子女家人建立過日常的感情連結，無法簡單切割；即便如此，依靠單一家庭照顧，仍然是太過沉重的負擔，這就關係到《精神衛生法》中的「保護人」制度。
「保護人」的設置在舊法中就有，通常是選任親近的家屬擔任，以協助病人適應社會；找不到人時，有公設保護人，但因人力有限無法提供及時協助。法律訂下的義務使得家庭保護人陷入有責無權的窘境，增加家庭照顧負擔及義務，卻沒有任何的強制力。罹病與否不是我們可以選擇的，家人也是；遇到家人有精神疾病，一個成年人要去承擔另個成年人的生命風險，無助與痛苦是必然。
我們「正常人」跟精神病人的距離，真的有那麼遙遠嗎？在高自殺率的韓國，估計每四人就有一人會遭遇精神病問題，壓抑的文化更錯過了治療的機會。在台灣，根據衛福部統計，先天罹患精神病的比例非常低，大部分可能是因為罹患疾病，或遭遇生活的劇烈壓力，才發生精神病——運氣不佳、失戀、失業、失去親人等低潮事件連續發生，我們每個人都可能是潛在的精神病患。
精神病友現身說法 為疾病預防與治療提供解方
精神病與其他疾病最大的不同，是伴隨而來的汙名化。初期罹病者常自我否認、家人拒絕接觸醫療，進而耽誤了治療的時間、積重成疾。台灣近年公開承認罹患憂鬱症的名人漸多，一些高社經地位人士突然自殺的案件，也常推測與罹患疾病有關。社會對精神疾病的公開討論和病人現身說法是必要的；唯有願意正面看待疾病，更多預防與治療的及早介入才有可能。
立法院公聽會中，某病人代表上台半開玩笑說：「剛聽到很多醫生在台上用力地講要如何才能把病人『找出來』，我坐在台下時想，等下我會不會突然『被發現』。」回到預防策略的面向：相關政策邀請障礙當事人的參與，固然是人權公約的要求，但更重要的脈絡是「經驗的學習」。不論醫療、社工、警消，當這些專業人員接觸到病人的時候，大多已經是發病後嚴重失控時的狀態了。但人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累積出疾病？完全無法治療時，又怎麼與病共存？久病成良醫，曾走過這一遭的精神障礙者本人，對預防和治療可以有很好的分享貢獻。
精神疾病與大腦相關，腦有多複雜，狀況就有多複雜，現代醫學也沒有所謂的完全治療。行為「奇怪」但沒有傷人之虞(例如政大的搖搖哥)，需要強制住院治療嗎？因認知疾病(失智或智能障礙)而無法分辨所有權，持續的小額偷竊行為，需要受到比殺人罪重的懲罰——終生監禁（監護宣告的無限延長期限）嗎？
不論怎麼做，同樣要付出社會成本，資源當然應該得合理配置，以協助病人及家屬獲得更好的生活品質。病人能否維持日常生活，除了本人的病識感之外，也與家屬的照顧、社區的接受度、專業的介入等外部因素互相連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