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老是惹麻煩的孩子一個「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診斷，再給他可以改變行為的藥物，這看似解決了老師、父母和孩子三方面遇到的困境。可是，現實生活往往無法如此簡單安排。
輕易宣判過動，不會一勞永逸
早期，當我剛開始講「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時，我依照教科書教我們的病因、症狀、診斷、治療和預後來談；但有一回，當我講到病因首先是遺傳的時候，我的眼角瞥到一位女士在掉淚。演講結束，我特別走向她。我關心地問她：「還好嗎？」
她告訴我：「妳剛剛說注意力不足過動症與遺傳有關，那就是我害我的孩子的啊！他遺傳了我啊！我害他得了這種一生不會好的病。既然是遺傳，也就是已經無法改變了。生來如此，我們只能認命了。不是嗎？」
這樣的結果，絕非我演講所希望帶給聽眾的。
將孩子的行為完全歸咎於一種因遺傳而得來的病，有大人可能覺得鬆了一口氣；有另一群大人，卻因此萌生愧對孩子的歉疚感。
終究台灣在公共資源上，所能提供給注意力不足過動兒的協助並不多，多半要依靠家庭薄弱的力量。台灣整體社會的氛圍，又缺乏包容、接納、欣賞多元的素養。我們對不一樣特質的孩子容易產生異樣的眼光。特別的孩子往往無法擺脫被排擠與歧視的命運。
沒人願意曝光「過動兒」身分
我曾經與人本教育基金會合作拍攝一部關於注意力不足過動兒的紀錄片。拍片的用意是希望讓更多人認識，有許多珍貴特質的注意力不足過動兒，在台灣的現實生活中，遇到了許多的難題。
這本是一部很有正向宣導意義的影片，可是我們遍尋各個認識的過動兒，都沒有人願意出來拍片。後來一位已經認識十幾年的母親和她的孩子，終於願意挺身而出。
但拍完片，孩子的父親在得知之後，勃然大怒。他說出了許多人埋藏在焦慮、害怕下的心聲：「我辛辛苦苦將我孩子的病藏了起來，不讓別人知道；你卻把它公開讓世人都知道。」聽完這段話，我除了吃驚，更多的是悲傷。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明明是具有熱力十足又風趣幽默的特質，為何總是被形塑成「見不得人到必須隱藏」的病？
2016年，我們舉辦「動動兒數位敘事工作坊」，希望不再總是老師、醫生、父母、心理師這些大人在談論這些孩子，而是由過動兒自己透過影像來說自己的故事。
我們聘請了大學教授、各專業的人士來教導孩子們，如何運用手機拍片來表達自己。我們精心籌劃這一個完全免費的活動，但沒料想到的是……沒有人來報名。後來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包括友情贊助的朋友，總共只有五個人參與。
我詢問孩子和家屬，還是同樣的原因：沒有人想曝光自己的孩子是過動兒；孩子自己也是，沒有人想努力化解世人的誤解與異樣眼光，那樣做，恐怕自己會先受傷累累。
不服藥，我會不會變回讓人失望的小孩？
如果真的像許多專業的大人說的：「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就是一種疾病，一種腦部的疾病。」像是老人得到高血壓一樣尋常。既然如此，為何孩子與大人必須如此躲藏？
我遇過幾個從小學一年級即開始服用過動症藥物的孩子，一直到讀高中，甚至到讀大學，都還在持續服藥中；從小吃了十幾年的藥，不敢停藥。我看這些孩子的情況穩定，行為也能自律，勸他們也許可以慢慢停藥了。
結果，孩子們的反應，嚇我一大跳。
一個孩子眼淚流了下來，嚎啕大哭地說：「李醫師，妳不要叫我停藥啦！妳知道，我讀書考試，都有服藥的。如果不吃藥，我考試成績一定會很糟的。那我怎麼辦？」
另一位大孩子告訴我：「如果我不再服藥，我還能這麼好嗎？我會不會又變成以前那個讓人失望的小孩？如果以前的我，是讓人擔心、失望的，今日的我，是讓人滿意、符合社會價值的，那是藥物使我變好的。」聽了這些孩子的自白，我的心揪緊成團。
我們一直以為服藥讓孩子成績進步，會增進孩子的自信心。可是，有些時候，卻造成孩子無法掌握自己是誰。
那個表現優秀的人，是我嗎？我的好成績，是因為我的努力，還是因為藥物的幫忙？沒有了藥物，我會是誰？
所謂的自信心，竟然不是真的自信心，而是建立在藥丸上的「它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