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二下午，陰雨午。台北地方法院，「又」審理了一起丈夫照顧者案件。過去三十年，丈夫長期照顧中風七次的妻子，案發當天因本身胸痛、疲倦且意識不清，以塑膠袋悶死妻子。
辯護律師為他申請醫療與精神鑑定，醫師診斷為有中度自殺風險。他是一名飽受憂鬱、疲倦、失眠之苦，且長期因心臟疾病忍受胸痛，因此隨身攜帶俗稱「救心」（治療心絞痛的處方急救藥品）的病人。案發的那段期間，他連續五晚在醫院病房照顧哀嚎呻吟的妻子。
沒出事前，他只是「照顧者」；超過照顧極限，他變成家庭暴力之殺人「被告」。
這一天出庭的證人，是被告與被害人的長子。長子以顫抖的聲調，回顧媽媽自他小學以來，多次中風進出醫院的歷程。即使如此，媽媽仍在爸爸的照顧之下積極復健，讓他與弟弟可以過正常的生活。但多次中風之後，七年前，媽媽開始出現抽搐及癲癇等症狀，再也無法自理生活，連吞口水都經常出現嗆咳致使呼吸困難。
於是，長子與爸爸日夜輪班照顧母親，成為生活日常。
他與爸爸的所有照顧知識，是在母親經常入住的健保房中，從其他看護的分享而得來。他們不是沒想過讓媽媽入住24小時照顧機構，但看到健保房經常有其他病患因褥瘡頻繁入院，清瘡的歷程讓他們不捨媽媽入住機構後，獨自一人面對這些痛苦。
長子說，這麼多年來，他們從來沒讓媽媽身上出現壓瘡，那是他與爸爸日夜不間斷，2個小時翻身一次，放棄睡眠換來的照顧品質。
原來，健保並不允許患者待在同家醫院，住到穩定再出院；他必須在上班空檔為媽媽尋找可接替的醫院，以穩定症狀。「爬梯機」是他們近期唯一申請的輔具，爸爸與他終於不必再自己揹媽媽上下三樓就醫。
這段經歷凸顯，健保署與長照司推動的「出院準備銜接計畫」並未降低這樣家庭的照顧負荷。
律師在庭上提供一段2分鐘的影片，內容是證人長子過去為了讓醫生以視訊為母親看診，所錄製的影像紀錄。這段影片呈現，被告與證人每天都如此聆聽被害人難以自我克制的呻吟與哀號聲音，時間長達七年。
辯護律師亦出示照片指出，被害人在住院期間，因無法克制自己所發出的呻吟與哀嚎聲音，證人兒子與爸爸常需要將媽媽推到走廊，才能避免影響健保房內其他病人及其照顧者休息。這顯示，在母親住院期間，照顧者必須顧及醫院場域現況，這讓他們承受更大的精神與心理負荷。
過去十年，臺灣已累積超過百起照顧悲劇。
面對這種過去無犯罪紀錄，只因超越了照顧極限，一時跨越理智紅線而釀成悲劇，事後自首的照顧者，已非現有刑法59條「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的情境；而是應考量「行為時因不知長期照護服務或本身因疾病或病痛，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方能凸顯照顧者「忽略自身體能限制」的困境。
與其消極回應，讓悲劇不斷重演，我們更需要的是積極回應。我呼籲台北地方法院的審理法官，應該看見照顧者的極限，也讓社會大眾透過這些案件看見「照顧極限」，而非一再默許或鼓勵照顧者挑戰自我照顧極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