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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芮祺專欄:產檯上的過勞醫護觀察—照顧我之前,希望你有更多時間照顧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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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芮祺專欄:產檯上的過勞醫護觀察—照顧我之前,希望你有更多時間照顧自己

2022-12-07 旅荷出版人/吳芮祺

過去兩年,因為疫情和種種計劃趕不上變化的突發狀況,我得以經歷台灣與荷蘭兩種文化、兩種制度形塑的不同的產檢和生產體驗。

在台灣的生產經驗平安順利,而且非常的有效率。記得凌晨被推入產房準備最後push的那段神奇時空——開著大白燈的室內自動響起了五月天的歌,產房護理師窸窸窣窣的處理器材,又在我身下忙了一陣。減痛分娩起了作用,我躺在產房中央,聽著奇幻的背景音、看著頭頂的裝潢燈。那時的我似乎應該是主角,但感受卻是被動的。

輪了整天班,護理師口罩上的面容除了疲累還是疲累,一邊沒有聲調的協調彼此工作,一邊小聲聊著天,說:「這應該是今天最後一個吧,等下要下班了。」接著指示我不要用力,醫生還沒來。醫生出現後又是一陣俐落,我終於得到可以用力的許可,搭配「1-2-3-!」的口號,護理師傾著上半身用手肘倚在我的上腹用力往下推⋯⋯

耳邊還響著亞洲天團的歌,我的產程很快,小孩很有效率的被推入這個世界。

雖然和許多朋友相比,我的生產過程非常順利,但,總覺得少了點什麼。

在夜色中匆匆趕來的醫生,數完小孩十隻手指腳趾準備下班的護理師⋯⋯或許整個過程太快,快到我無法對現場發生的任何狀況作出反應(或選擇)。回想這個超級有效率、醫護人員各司其職的生產過程,我到現在還是感到一些遺憾。期待在準備生命誕生的那個時刻,躺在產檯上的、圍在產檯旁協助的,每個人能有更多時間來做對話、詢問與溝通。或至少,多一點體力與心情一起慶祝新生命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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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新整理這段記憶時,我不免好奇台灣醫護的工作環境,一查只能被數字震驚。原來,大多數醫生甚至還沒有被勞基法保障。2019年起,只有私立醫院的住院醫師被納保,公立醫院的住院醫師和主治醫師都不在保障範圍。按照《勞基法》第30條規定,每人每週工時不得超過40小時。而住院醫師適用的條例則是4週上限320工時(每週仍高達80小時),且同步適用「責任制」。

再看看歐洲的工時規範,歐盟工時指引 (EWTD) 規範成員國每週工時最高為48小時。歐洲國家有辦到嗎?一篇期刊曾比較了各國的醫護人員工時,瑞典、芬蘭、德國、荷蘭等西北歐國家剛好達標,而丹麥更推進到每週37小時。約有四分之一的歐盟國家達到歐盟工時標準。

必須註明,這篇調查遠發表於疫情前。疫情期間歐洲醫護人員的實際工時一定超過標準數字。但以法規作為比較基準,歐盟對醫護人員的工時保障還是比台灣友善許多。

在這樣的工時保障下,我在荷蘭的懷孕與看診經驗又是如何呢?

從在助產士診所產檢的過程開始,整體來說是有溫度又從容的體驗。在荷蘭生產,整個孕期除非有醫療介入需求(如施打減痛分娩、剖腹產或遇到緊急狀況),基本上全程都不會遇到婦產科醫生,從產檢到生產都是由助產士(爺爺奶奶年代說的「產婆」)負責。

產檢地點就像社區裡步行可達的私人診所,小小的招牌和小小的診間,隱藏在普通民宅間低調不太醒目。等待的空間通常佈置的像是客廳,有沙發、雜誌、咖啡機(是的,孕婦每天也可以淺嚐一杯咖啡),有時候也有設計給小朋友的遊戲角落。我的診所也設立了一個小小的「免費寶寶衣物」衣櫥,可以留下老大穿不下的衣服讓其他訪客自由拿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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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診的經驗和診間風格很像——簡單、自然。例行的產檢時間通常落在15到20分鐘,從助產士「你好嗎?」的問候開始,討論孕期狀況、量體重、測血壓,再聽聽胎兒的心跳。診所的儀器和檢查方式非常簡單,9個月孕期更只有三次的常規超音波。但在這樣的「減法」風格下,我得到的是時間與關注上的「加法」。

每次看診雖然不一定遇到同一位助產士,但總有足夠時間來詢問問題、彼此問候,像是自然的日常對話。對我來說,懷孕的過程很多時候除了尋找解答,更需要一個陪伴。最好有恰到好處的關心,不要太介入、也不要太有距離感。助產士對我來說,就像是這樣的存在。

訪談幾位朋友也聽到了不少溫暖經驗。住在萊頓的朋友從陣痛到寶寶出生共花了12小時,待產期間就遇到了四位助產士(有一開始來家裡檢查的,在醫院陪產的,也有因為輪班時間結束要換班的)。因為她希望在醫院生產,在確認狀態後便由助產士直接開車送去醫院。一開始由助產士負責接生,但因為孩子經過幾個小時的push還遲遲無法出生(是個超過預產期的大寶寶),最後被移轉給醫師做緊急處理。

雖然是幾乎精疲力盡又緊急的情況,她還是覺得這是個美好的生產記憶:被助產士和醫師、幾乎擠滿整個小房間的醫護人員環繞,用力鼓勵「你做得很好!」,並在孩子終於出生的那一刻一起歡呼恭喜。是疲憊,但又溫馨的過程。

歸結在荷蘭與在台灣的懷孕與看診經驗:一個簡單自然,一個專業迅速。在不同的制度、工作環境和分工系統裏,產生了截然不同的風格。

荷蘭對產婦的照護給予足夠空間與時間,有真誠的互動與雙向溝通,尊重生產計畫書並讓產婦在每個階段做自主選擇(生產地點、方式、緊急處置與每個接生步驟的知會與授權)。但簡單又非常倚賴助產士經驗的產檢方式(超音波次數少,大多時候只聽心音或用皮尺測量肚皮),也可能是讓一些媽媽孕期擔心得睡不著覺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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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女性的懷孕狀態,以及和醫護人員的互動與信任感都不同。喜歡荷蘭還是台灣風格?你問一百個人,很可能可以得到一百種分享和答案。

仔細想想,我之所以喜歡荷蘭照護孕婦的制度與過程,或許是因為我在對方放鬆的時候才能感到放鬆。回到台灣診間,一想到坐在眼前的醫生整個早上要看完50到60個診,隨時有人要敲門塞進健保卡,外頭大廳又擠滿了等待的準媽媽或婦科患者。如果有產婦需要接生,醫生還要扭頭上樓快速處理,洗洗手再回頭繼續看診。我每次一進到診間,椅子還沒坐穩,就差不多準備要離開了。

在難以想像的高強度的環境工作,又同時維持溫柔與專業判斷。要快、要準確、又要每個大小環節都參與出席⋯⋯我想到了網路上流行很久的一張圖:Good、Fast、Cheap,三個圓的交集,中間只會出現This doesn’t exist。 而我經歷的台灣醫療已經超越了這一點,每位醫護人員都是超人、或是超越於超人的存在。


後記:選擇撰寫這個主題其實內心忐忑。其一,產檢與生產是非常個人的經驗,即使在患者多、高工時的大環境下,一定也有產婦能在台灣擁有從容不迫的產檢與溫暖的生產體驗。我的分享是我的真實經歷,但不一定也是別人的,不希望造成讀者的優劣評斷

其二,雖然覺得台灣的醫護人員疲於奔命,工作環境比荷蘭來的辛苦多倍,但其實調查也顯示,荷蘭約兩成五的年輕醫生已有過勞現象,每個月也平均超時工作30小時。要如何給予更好的環境和待遇來留住醫護,是荷蘭政府的現有挑戰。

關於工時、工作環境與壓力,到最後是每個人的主觀感受,無法比較(更不需要比下),但都應該要被認真對待。點出我觀察到的差異,希望能帶起一些思考與討論。

作者提供之參考資料:

1.歐盟工時指引(European Working Time Directive / EWTD)和各國醫護人員工時比較

2.2019台灣住院醫師納入勞基法相關報導

3.台灣護理師工作環境綜合整理

4.荷蘭醫生過勞調查

5.疫情間歐盟醫生超時工作調查

吳芮祺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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