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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劉先生專欄:如何讓「永續發展」能夠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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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劉先生專欄:如何讓「永續發展」能夠永續發展?

2022-04-28 瑞典劉先生

「為什麼瑞典可以,臺灣不行?」

轉眼在瑞典待了近十一年,當我有機會與臺灣官方或民間交流時,一定會被問到這題。不論我談的是性別平權、教育制度、社會福利、一路延伸到企業運作,都有人想做這樣的比較,然而我只能直接、簡單地回應:「就是這麼不一樣,沒什麼好比較了。」

事實顯然是複雜得多,可以從瑞典的歷史、文化、人種、一路分析到氣候。瑞典國土有15%在極圈內,嚴寒氣候下,並非一年四季都能夠耕作作物、不易孕育文明。在資源匱乏的情況下,如何有效地善用有限的資源成為關鍵;也培養出嚴謹的民族性。

雖然一百多年前還是個北方窮國,但在策略性的國家社會民族主義帶領之下,逐漸蓬勃發展;也正是因為資源有限,因此發展出不可或缺的實用主義,不僅套用在日常生活上,也在政治上發展成中立國,成功地躲過兩次世界大戰,得以在歐陸各國重建之時,以相對健全的國家基礎建設穩定發展(也因此,對於瑞典是否該加入北約,社會各界有很分歧的看法)。

社會責任是從政府到民間的共識

在講求資源不浪費的原則之下,瑞典的政府從很早就開始放眼國家的永續發展。譬如瑞典的資源回收率不僅是全球最高,以垃圾為燃料的發電甚至需要進口垃圾以滿足能源供應。

瑞典同時也是全世界第一個實施碳稅的國家,自1991年起,不僅沒有阻礙經濟發展,反而還促成了產業轉型,自此碳排放量下降了29%。

然而促成發展的不僅是政府,還有來自民間的力量。

在政策的帶領以及全民共識之下,瑞典企業越加重視自己的社會責任,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近十年來,從大企業端到新創,無不把社會責任視為公司發展的重點策略目標,要求自己使用的原料更加環保、運送過程更低碳、製造方式更負責任。在越來越多瑞典品牌於全球崛起之時,這股風潮自然也將瑞典推向企業社會責任的頂端,成為國際模範生。

只說不做、或做了就少賺錢的兩難

瑞典劉先生專欄:在經濟收益與企業責任之間,往往是難以平衡的兩難。記者蔡宗儒/攝影

但新鮮感是會消逝的。許多企業逐漸地意識到,在經濟收益與企業責任之間,往往是難以平衡的兩難。雖然說有越來越多的企業近來成立了永續發展部門;甚至欽點向執行長直接報告的永續長(Chief Sustainability Officer)以凸顯對於企業社會責任的決心,但最終在做出公司重大決定時,總是難以取捨利益。

聽起來正氣凜然又刻不容緩的「企業社會責任」,容易淪為只說不做的漂綠(Greenwashing),初始熱情消逝之後,看不到下一步。

追根究底,永續發展部門能給的是各種策略上的目標方向,但若想要在不影響收益的情況下又達到永續經營目標,需要大規模的轉型。這要求的不僅是策略上的改變,也要有技術上的突破。

僵化的企業體制,通常難以應對需要大量創新與迅速執行的新興技術發展。為此,一些瑞典的大企業在現有組織之下,成立了獨立運作的創新分部,盼望透過最小的組織干預,能將創新最大化,藉此能活化組織,促成企業社會責任目標。

企業與新創可攜手合作,發揮影響力

瑞典劉先生專欄:人口數一千萬出頭的瑞典,是世界上最頂尖的新創基地之一。/取自piqsels

知易行難。改變不僅需要決心,也需要時間;而時間就是成本,如果有人已經發展出現成的技術或解決方案,可以幫企業省下研發時間,又能快速部署進入市場,有何不可呢?

瑞典近年來陸續出現大企業採用新創的技術以加速永續發展。譬如瑞典時裝龍頭 H&M 與瑞典新創 Material Exchange 合作,開發有利永續發展的衣物原料;丹麥運輸巨擘 Maersk 藉由瑞典新創 Einride 開發的無人電動車技術以研發自家的大型電動貨車

這樣的合作在公部門也越來越常見,譬如瑞典醫療系統與為數眾多的線上醫療合作,Kry 以及 MyPick 都是例子,在疫情期間尤其效益顯著。還有能源公司使用新創的解決方案,譬如新創 Flower 就提供瑞典能源供應商新穎的虛擬電網技術以平衡供電,在現今由烏俄戰爭導致的能源危機之下格外重要。

人口數一千萬出頭的瑞典,是世界上最頂尖的新創基地之一,平均每 10 萬人就產出 0.8 家獨角獸公司(市值超過十億美元的新創),僅次於美國矽谷;也因此贏得「歐洲矽谷」的美稱。

但這個老掉牙又不創新的美稱實在無法反映出瑞典新創圈的獨特性。瑞典很早就強調科技教育的重要性;甚至在學校內已經開始教授基礎程式設計課程。而鼓勵適性發展的教育制度更是容易激發出好奇心與創新能力。但這一切都要歸功於非常健全的社會福利制度,讓年輕人能在經濟較少風險的情況下,能選擇自己真正有熱情的工作。

而今日的瑞典,年輕人加入新創已經不是新鮮事,有更多的年輕人關心的是新創乃至於企業能發揮的社會影響力。

所謂的「影響力新創」,指的就是以解決現今世界所面臨的挑戰而誕生的新創,譬如運用科技的力量去改善食物分配不均、水電資源匱乏、醫療系統過載、教育資源落差等等的問題,而瑞典正是影響力新創的大本營,由生活中去發現問題,然後用科技的力量去解決問題與創造社會影響力的同時,還能帶來收益。上面提到的幾個被大企業青睞合作的瑞典新創,都是影響力新創的例子。

每個國家都要走最適合自己的路

瑞典劉先生專欄:當我們在思考臺灣行不行之時,也要找到對臺灣最合適的方式,才能讓永續發展真正地永續發展。記者蔡宗儒/攝影

綜觀下來,要創造出有意義的企業社會責任,不能只單靠企業端,它需要的是從教育到生活方式的改革,而這樣的遠大工程是需要仰賴官方與民間的密切合作,從政策制定到民間執行能互相補充不足;還要吸取新創的嶄新技術以加速發展。

這是一連串文化、經濟、教育、民族性等因素數十年來交互作用的結果,並不是照抄作業就能行得通。

瑞典暫時找到了對他們最有效的配方;而當我們在思考臺灣行不行之時,也要找到對臺灣最合適的方式,才能讓永續發展真正地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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