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今年4月通過《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修正草案，改名為《氣候變遷因應法》，除了將2050年淨零排放的目標入法，也建立「碳費」機制，預計2024年開徵，首先針對287家排碳大戶（年碳排2.5萬噸以上），分階段擴大適用範圍。
環保署氣候變遷辦公室主任蔡玲儀表示，「政府目前用碳費的方式進行碳定價，也鼓勵企業做自願減量專案進行碳權交易。」換句話說，台灣目前暫不建立排放交易機制，而是以「碳費」作為主要工具。目前修法草案尚未決定碳費費率，而碳費屬於專款專用，將由環保署支用於減碳工作。
為什麼台灣先推「碳費」？
政府決定採用碳費而非碳交易，引起部分學者及企業質疑。台灣綜合研究院副院長李堅明指出，政府從1998年就開始規畫導入「碳定價」，而2015年通過的《溫管法》更是直接將「排放交易機制」入法，「走到2020年，環保署突然說要收碳費，而且還不是碳稅。」他主張，碳交易機制才能提供企業誘因，達成減碳目的。
蔡玲儀解釋，台灣每年排碳約2.65億噸，其中1.2億噸來自電力業的排放，而經濟部主管的《電業法》已針對電力排放進行管制，因此僅約1.45億噸的排放由環保署管制。她表示，台灣的排放結構與其他國家有先天差異，例如韓國年碳排約6億噸，台灣只有1億多噸，若實施總量管制交易，「一來市場上流通的額度會很少，再者，碳交易機制對企業而言目前接受度不高。」
中經院綠色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劉哲良是當時台灣幕僚團隊的一員，與倫敦政經學院研究團隊進行討論。他指出，歐盟於90年代也是先採用能源稅及碳稅，2005年才接軌歐盟排放交易機制（EU ETS），「因為稅費的行政成本通常較低，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稅費系統，不必花好幾年先做盤查、資料搜集，還要建置交易平台。」
劉哲良認為，民間對於碳交易的理解和認同程度是另一考量；台灣過去已有收取環境稅費的制度，例如空汙費、水汙費，「所以大家能夠理解環境稅費，就是繳錢，可是排放交易很多人不暸解，特別是中小企業。」
企業不應盲目追求碳交易
台灣環境規劃協會理事長趙家緯認為，台灣推動排放交易機制的瓶頸在於「碳寡占」現象，約四成的碳排量集中於10家大企業；如果實施碳交易，碳權會集中在少數企業以及台電手上，很難形成完全自由的碳權交易市場。此外，排放交易機制需要充沛的行政量能，趙家緯說，「在環保署升格環境部之前，目前行政量能很難做到。」
趙家緯也觀察到，有些大企業積極鼓吹碳交易，「但是他們想像的碳交易制度，和現在國際上談的有落差。」
換言之，碳交易並不像許多企業所想像，可以免費獲得碳權並進行買賣，讓企業付出比碳費更少的代價。趙家緯說：「當所有取得的碳權都是要付費，而且有碳底價的時候，碳交易和碳稅費兩個制度的相似度就會非常高。」
劉哲良指出，國際上討論碳定價工具的選擇，已從過去的二選一，逐漸轉變成「混用」。他表示，目前歐盟大部分國家是碳交易、碳稅並行，但是會避免重複管制，例如已被歐盟排放交易機制納管的排放源，可豁免國內的碳稅費。
目前《溫管法》修正草案仍保留碳交易相關條文，而倫敦政經學院報告也指出，台灣碳費推行後，可視情況接軌碳交易，並未否定推動碳交易的可能性。劉哲良表示，台灣應跳脫二選一的思維，依據社會情境與國際趨勢，設計最適合的碳定價工具。
專家建議改碳稅 用於公正轉型
不過目前環保署推動的專款專用「碳費」有其極限，部分學者與公民團體呼籲，台灣應考慮改採「碳稅」，由財政部徵收。
台大風險中心主任周桂田認為，碳費屬於專款專用的行政規費，基金量能有限，應考慮改收能源稅或碳稅，才能有效抑制碳排並驅動創新；此外，可仿照蘇格蘭成立「公正轉型委員會」，設立公正轉型基金，把碳稅收入重新分配給受氣候變遷影響的利害關係人。
趙家緯表示，以碳價每噸300元估算，碳費的初期收入規模就將近500億元。但是碳價必須逐漸升高，才能驅動減碳、對齊國際碳價。假設2030年碳價達到3000元，一年的碳費收入將逼近五千億元，他認為，「這時候如果不納入賦稅結構重分配，仍然留成專款專用基金，反而無法讓資源被妥善運用。」
趙家緯建議環保署制定碳費時，應同步考量制度的銜接，以免未來因擔心基金規模太龐大，而刻意壓低碳費價格，卻導致台灣碳價與國際碳關稅價格落差拉大，企業必須繳費給其他國家，形成「台灣稅基的流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