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五點的首班公車總是空盪盪的，國小五年級的阿泰（化名）在醫院前上了車。他才剛由媽媽的病房醒來，馬上要花一小時車程趕回台中石岡的家，換上制服，上學去。
阿泰是媽媽唯一的家人，也是媽媽的照顧者，縱使他還未成年。媽媽住院時，醫院就是阿泰的家。當同學在家寫功課，阿泰將作業擺一旁，陪媽媽聽醫囑、遞水餵藥；若有空檔，阿泰連上醫院的無線網路，躲進手機遊戲的世界裡。
家扶基金會社工鄭雅文說，阿泰的媽媽患有紅斑性狼瘡，一眼幾乎失明，兩邊乳房因惡性腫瘤切除。媽媽擔心自己不久人世，不時提醒獨子：「我過不久會走，到時候，你就讓社會局安排住進機構。」
「失去媽媽」的恐懼，讓阿泰天天焦慮地咬指甲、咬衣服，將衣領咬出好幾個洞。
該是求學的年紀、人生重要的奠基階段，阿泰卻提早扛著失親的焦慮與照顧的重擔。學業，已不是人生清單裡最重要的事了。這是「年輕照顧者」的寫照。
在「願景工程」採訪的年輕照顧者中，阿泰還不是最年輕的。有的孩子年僅五歲就開始分擔家務、替行動不便的父親擦背；也有孩子從七歲開始替癱瘓的母親更換尿布。
「學業」和「照顧」輪替，構成年輕照顧者的的日與夜；倘若年輕世代逐漸滑向「照顧」的角色，偏離了學校教育，他們的未來會有怎樣的衝擊與損失？
多國積極介入，台灣無警覺還以孝道綁架
「看長遠的，年輕照顧者犧牲的是未來的人生。」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理事長郭慈安指出，學生為照顧中輟、延後就業，可能從此找不到理想的工作。
「澳洲政府認為這是國安問題。」郭慈安說，年輕人就業困難，影響的是國家的生產力與競爭力，且當他們無法保障自己的生活，國家還是得負起責任。
「年輕照顧者」議題已在各國浮現。有遠見的國家看見年幼的照顧身影、提出對策——澳洲教育部確立年輕照顧者的轉介流程：學校發現學生有照顧家人的事實，第一要為學生安排心理輔導、第二是為學生連結長照資源。郭慈安說，「澳洲政府發宏願，要讓年輕照顧者都能從高中畢業、不輟學。」
不只澳洲，英國、日本都做了全國性調查研究。英國諾丁漢大學推估，高達20％在學生正在承擔照顧責任；英國「照顧者信託」（Carers Trust）指出，疫情爆發後，年輕照顧者的人數還在持續增加。
為了保障18歲以下年輕照顧者的權利，英國政府派社工評估年輕照顧者的照顧能力及意願、了解他們的生涯規劃以連結資源，避免年輕照顧者為長照犧牲自己的未來。
日本政府的調查顯示，國、高中平均每個班級就有一個年輕照顧者，且當中有一成的學生，平均每天要花七小時照顧家人。厚生勞動省與文部科學省於是成立「支持年輕照顧者福利、護理、醫療和教育工作小組」，長照部門聯手教育部門，儘早發現年輕照顧者，確保他們的生涯發展不因長照受限。
以媒體跟進報導的孝行獎得主事蹟來看：七歲孫得獨力照料八旬全盲祖母；十三歲女孩一人照料病母、斷指弟、高齡祖母，少女就得一打三⋯⋯。有些得獎者為了照顧病倒親人，甚至要半工半讀，維持家庭收入。
「這對先進國家來說，是很丟臉的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秘書長陳景寧強調，兒少是需要被大人、政府照顧的對象，政府應該檢討：為什麼孩子得犧牲受教權、遊戲權，各種「當小孩」的本分來照顧親人？國家該做的不是「頒獎鼓勵小孩受苦」，而是思考如何介入、讓他們好好成長。陳景寧指出，「孩子遇到磨難的當下，如果有人陪伴，也許後面的人生不會這麼辛苦。」
許旭東12歲獲頒「全國孝行獎」，他是2016年最年輕的得主，照顧史從五歲開始。學齡前，許旭東就會幫患有漸凍症的爸爸擦背、遞東西，到了國小，舉凡抽痰、更換呼吸管，他都有能力做。放學後，許旭東就是媽媽最重要的幫手。
最年輕孝行獎得主——「被迫長大的小孩」
自從許旭東的爸爸臥床、不再能說話，母子倆更不敢離開病床邊，一家三口總是擠在同個臥房內。許旭東每天晚上十二點才能上床睡覺，媽媽李叔樺深感愧疚：「講真的，對孩子比較抱歉，讓他犧牲掉睡覺時間，跟一般小孩不一樣。」
「我完全沒叫他要孝順。」李叔樺多次強調，孝順是很沈重的包袱，她擔心孩子自我要求，犧牲了求學與玩樂的時間，總以父母親的需求為重。
李叔樺已經扛下大部分的照顧工作，也盡量利用喘息服務，帶許旭東出門；她還是認為，許旭東是「被迫長大的小孩」。
孝行獎一次性的獎金，對弱勢家庭來說，不無小補。但是，李叔樺更期待政府提供定期的關懷訪視、陪伴孩子，或者核發獎學金鼓勵年輕照顧者，讓他們不必擔心家庭經濟，得以安心就學。
台灣視長照為義務，澳洲則視為勞務
伯拉罕共生照顧勞動合作社創辦人林依瑩，曾擔任「全國孝行獎」多屆評審。她指出，往年得到孝行獎的年輕照顧者，多來自單親、隔代教養家庭，因缺乏經濟支援與照顧人力，不得不一面照顧家人、一面半工半讀。
「床前孝子很苦。」林依瑩好幾次建議政府重新定義「孝行獎」、推廣「新孝道」——聰明運用照顧資源、合力照顧，避免任何人因長照放棄自我實現，「孝行獎應該鼓勵家庭召開照顧協議，共同分工，而不是讓孝子走向『照顧殺人』」。
2022年，「全國孝行獎」才終於在評審的建議下，首次表揚「善用長照資源」、「與家人同心協力」的照顧者。
為鼓勵年輕照顧者繼續升學，澳洲政府每一年提供1,000個名額的獎助學金，以3,000澳幣（約新台幣62,640元）獎助25歲以下的年輕照顧者。此外，澳洲教育部指示學校找出年輕照顧者，以轉介輔導老師、連結長照家庭需要的社會福利。
面對年輕照顧者的議題，澳洲政府思考的是，如何減輕長照對孩子的衝擊與損失。
澳洲照顧者組織聯盟（Carers Australia）也針對年輕照顧者提出一系列扶助措施，例如：可匿名參加的線上支持團體，及一對一的線上諮詢，讓年輕人更願意敞開心房。
有時照顧者要與醫療人員溝通，甚至要處理醫療糾紛。郭慈安說，「這麼年輕的小孩要跟醫院這樣龐大的體系說『你誤診了』，他根本沒有力量，不知道怎麼去說。」
澳洲照顧者組織聯盟會為年輕照顧者安排「獨立倡導員」，陪伴孩子去醫院之外，也協助辦理銀行信託，確保獎學金或財產不被家人另作他用、保障年輕照顧者的權益。
提升學校敏感度，找出年輕照顧者
學校是覺察年輕照顧者的第一道防線。日本埼玉縣入間市去年推出《入間市兒少家庭照顧者支援條例》（入間市ヤングケアラー支援条例），要求市府、學校及社區鄰里儘早找出潛在年輕照顧者，以連結教育資源、派遣家事幫手。
根據《每日新聞》報導，條例上路七個月，就發掘47件案例，且半數來自校方通報。學校也是改善年輕照顧者處境的關鍵。
但是，台灣的老師還沒警覺到年輕照顧者的嚴重性，陳景寧說，「老師把照顧視為家人間的關愛，不會聯想到孩子的權利受到損害、不會覺得這很危急。」
年幼的孩子也不知道自己有權求助、要向誰求助，例如國小五年級的阿泰。阿泰看見相依為命的母親病苦衰弱，感受到長照的壓力，但他沒有語彙、知識能描述及求助，只任由自己焦慮到咬破衣領。
至於青春期的孩子，面對壓力可能選擇逃避——拒學、逃家，或沈迷在電玩遊戲裡。
黃恩惠（化名）15歲那年，父親中風失能，幾年後，同住的外婆得了癌症、外公接著失智，陸續倒下。「看到家裡這麼混亂，一個是不要添亂，自己成長，再來就是忍耐。」今年33歲的黃恩惠回想，那時她不曾向學校老師及同學求助，只是獨自隱忍悲傷。
黃恩惠的母親承擔起大部分的照顧工作，但黃恩惠只要在家，就不敢閒著，必須幫忙照看家人、遞茶水、倒尿壺。「青少年是正愛玩的年紀，怎麼受得了不去玩？」大人眼中安靜乖巧的黃恩惠，拚命忍耐，終究遇到極限。
青春期時，黃恩惠逃避回家，「好險我沒有逃去令人擔心的場所。」當時她不想回家就逃到天主堂，接著逃去外縣市念大學，久久不願回家。
14歲的小嵐（化名）照顧癱瘓媽媽已經七年。自從爸爸與媽媽分居，小嵐與哥哥成為媽媽的主要照顧者。7、8歲的兄妹協力替媽媽換尿布，一人扶腳、一人扶手，才有辦法幫媽媽移位。
小嵐說，學校老師多少會關心：「媽媽近來好嗎？」卻沒問過她需要什麼幫忙。
家總：教育部應提出年輕照顧者轉介指引
國中會考即將來臨，小嵐沒有在學校總複習，而是在人來人往、吵雜的醫院裡。她把歷史、英文參考書放在腿上寫，在病床邊做考前衝刺，一面注意媽媽的尿袋，以隨時替換。
「會考快到了，我不想請假，而且我本來想拿全勤獎，就敗在那三天。」小嵐咕噥說，媽媽高燒不退又請不到看護，不能沒人照顧，她只好請假。
陳景寧認為，為了維護學生的受教權，教育部必須與衛福部長期照顧司對話，擬定在學年輕照顧者的轉介流程，支持學生安心就學。
尤其國中生小嵐還在義務教育階段，教育部、學校應當為小嵐連結照顧媽媽的人力，而不是讓小嵐陷入「媽媽無人照顧，只好請假陪病」的處境。
小嵐與記者談到照顧媽媽的過程，總是輕描淡寫地說：「這還好」、「習慣了呀！」在記者面前，小嵐使勁推著坐輪椅的媽媽，即使轉彎也不將速度放緩。14歲的青春期少女，想向外證明自己做得到。
根據家扶基金會社工的觀察，年輕照顧者從小習慣照顧親人，總認為家庭照顧的細節微不足道。家扶社工處主任蔡雯瑾說，青春期的孩子並不想被另眼相待，「孩子需要很強的安全感，才願意讓人知道家裡的狀況。」
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建議，教育部應列舉年輕照顧者的特徵，以提高教師的敏感度，否則資源難以進到孩子家中；當老師得知學生來自長照家庭時，應主動關心：從學生的睡眠品質、三餐是否正常，以及課堂參與情形，追問出學生的家庭照顧壓力，儘早連結服務。
讓年輕照顧者有所選擇，不與家庭同垮
小嵐的身材與媽媽相當，她將媽媽由輪椅挪到床上時，曾因為力氣不夠、重心不穩，與媽媽一起跌倒在床。媽媽完全無法控制身體，全身重壓在小嵐身上。小嵐掙扎了十分鐘，才汗流浹背地脫身。
照顧過程會發生各式各樣的突發狀況。小嵐的媽媽說，通常是遇到意外的當下，再想辦法解決，「這是居服員沒辦法事先教的。」母女一起跌倒、沒有傷及大礙時，媽媽還可以告訴小嵐如何使力、如何借助小凳子將媽媽搬上床。
但若媽媽昏迷了，又沒有大人在身旁，小嵐知道該怎麼辦嗎？
郭慈安表示，「照顧者不是照顧身體而已。」當被照顧者的身心出現異狀，照顧者必須做出緊急處置，確保親人的生命安全、向適當的人或單位求助。
小嵐就曾告訴媽媽，未來若要到外縣市求學，要接媽媽過去、一同外宿。常見父母帶著孩子上班，小嵐卻是相反，要帶著母親上學。她沒辦法放下照顧者的身份。
「重點在於，孩子有沒有充足的資訊和選擇權。」陳景寧說，媽媽的照顧安排，是非常重大的決定，孩子需要人陪伴，做出不後悔的決定。這是家庭照顧者支持據點的工作。
陳景寧表示，全國119個家照據點、300多位家照社工，提供照顧者心理支持和諮詢服務。但是，家照社工很難觸及隱藏在學校的年輕照顧者，「我們必須把know-how植入教育系統，讓老師能做到初步的關心，可以跟家照社工共同工作。」
小嵐、哥哥和媽媽相依為命。媽媽每周要花一個小時，緩慢地駕駛電動車回到娘家；小嵐和哥哥總是騎腳踏車黏在媽媽身旁，三個人一路上都在聊天。小嵐的媽媽常想：「如果沒有我，後面的路，他們會不會不知道方向？」
她告訴兩個孩子：「我不知道自己能陪你們多久，要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式，那是最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