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陵蘭南部小鎮納沙史瓦克人口僅123人，有美軍二戰後留下的機場，號稱「世界十大危險機場」之一。今年八月初機場旁小旅館舉行晚宴，接待130位由南極一路搭船北上的科學家，人數比居民還多。
不論研究冰河、地質、氣象、生物，格陵蘭彷彿巨大的冷凍實驗室。各路人馬帶著裝備，遠赴終年零度以下的冰原，期待從中挖掘知識，看見氣候變遷的縮時歷程、世界的明日預言。
一名台灣學者形容，在極地設立研究站，等同「國力展現」；美歐大國早已各處插旗，建立了不下三十個站點。幸好，極地生活仰賴互助，這些科學家樂於共享，也歡迎台灣學者申請前往。
此次「解凍格陵蘭」團隊拜訪了兩座基地，包括百年歷史的「北極站」，以及「KISS」國際科學支持營區。
親自踏上冰原 感受數據背後的重量
北極站負責人丹麥科學家莫頓・瑞雪（Morten Rasch）形容：「這裡就像旅館，只是把泳池換成實驗室；客人的行李重量以噸計算。」他極度尊重 「客人」隱私，還親自到當地碼頭載運客人的高科技「行李」。
KISS由美國舊軍營改建，可容納172位科學家。常駐學者約根・史蒂芬森（Jørgen Steffensen）以「郵局」形容此地的物資倉庫，「儀器送來了，我們就分類，這是法國的、德國的等等」；科學家由冰原急送回來的樣本，則會送入KISS的冰庫中，等著運往各國。
今日世人對極地氣候變遷的理解，由科學家冒險犯難所得。加拿大的冰河學家威廉・柯根（William Colgan）說，上冰原最大的風險就是酷寒，第二是墜機，第三是滑倒或掉入冰洞，第四是遇上北極熊，但這極罕見，「十五年前遠遠見過一隻，這就夠了。」
雪白冰原危機四伏，深不見底的地縫常躲在稜線背後，科學家出發前得通過嚴格訓練。當暴風雪來襲，氣溫更會驟降到零下30度，「這時我們只能等待」，柯根分享，暴雪下的能見度不到十公尺，他們提前插上標籤，指出各個帳篷的方位；待大自然息怒，還得再花半天挖出道路。
柯根說，你當然可以當個「安樂椅科學家」，靠電腦模擬、衛星遙測得到資料；但踏上冰原，才能得到現場數據，並真正感受。
酷寒、落足、墜機、北極熊 當學者成了探險家
KISS營地的史蒂芬森說，「我上冰原研究42年來，沒有失去任何一位夥伴」，隨後他小聲呢喃「只有一次差點墜機」。至於北極熊，他曾在2018年有過近距離接觸。
那頭北極熊為覓食深入內陸，又因融冰失去回家的路，在營地附近徘迴不走。「方圓十幾公里，牠唯一的食物只有我們帶來的糧食，與人類」，史蒂芬森回憶。
屏息等待50分鐘，北極熊仍舊伺機攻擊，眾人只好開槍射殺。史蒂芬森強調，「沒有人想這樣做」，狩獵瀕危的北極熊當然是犯罪，但如果能證明生命受到威脅，就不在此限。
事發後，史蒂芬森必須「寫上五頁報告給當地政府」，還得深埋熊屍，避免遭人挖掘。因為北極熊全身都值錢，熊爪一只能賣新台幣八千元。
台灣中央大學教授倪春發近日到挪威極地研究，也帶了銅鑼代替嚇跑熊的空氣槍，他說不用耗材、很環保。
外來者比當地人還多的格陵蘭 莫忘居民心聲
雖然研究艱辛，不少學者從此愛上格陵蘭。在北極站三十年的瑞雪賣掉哥本哈根公寓，定居偏遠的小島郊外。極地生物學家卡斯登・伊望研究極地海鳥十年後，也轉職攝影家，用影像記錄格陵蘭的獨特狩獵傳統、動物與人。
琳恩・荷姆（Lene Holm）是在丹麥長大的格陵蘭人，她會說六種語言，回鄉研究格陵蘭文化，並嫁給漁夫。她說，格陵蘭歡迎科學家，但她建議眾人研究之前先做一件事：住到村子裡，與居民聊聊，「理解我們需要什麼」。
「在這裡完成研究，有利於學者職涯，但對格陵蘭人無益。」荷姆說。瑞雪也主張，要讓研究加入「格陵蘭觀點」與當地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