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不原諒——看著眼前的和解書，受害者有權利不簽名

帶著身體的傷，活在恐懼、自責裡，無法自立

因為犯罪事件造成的身體傷害，大部分都可以透過醫療恢復，但疤痕越大、越明顯，就越可能長期困擾被害者。許多被害者都因為「身體受傷不美觀」等原因，不斷遭受到大大小小的傷害，就連看到疤痕的人們那明顯的好奇心，對被害者而言都會是加深心理創傷後遺症的重要因素。

其實，大部分的被害者都非常不願提到自己身上的疤痕是因為「犯罪被害」而造成的。

更確切地說，被害者會擔心其他人發現自己的傷疤是因為犯罪被害而留下的。這與懲惡揚善的觀念有關：被害者傾向認為，自己之所以成為犯罪被害者，是對自己「惡行」的懲罰。

這種想法毫無根據。被害者擔心，當人們知道自己是犯罪被害者後，會覺得自己「曾經有惡行」；也擔心人們在他們身上烙上印記，並加以指責、批評。

那些曾遭撕裂、遭折斷、被感染的身體部位，即使在醫學處置結束後，也會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出現細微的損傷，導致現實生活中的困難。例如被害者在盜竊事件中頭骨被打傷，經過適當的醫療後被判定痊癒，但此後數個月間仍飽受頭痛與暈眩的痛苦。

如果治療後仍存有後遺症，更可能會為現實生活增添許多困難，經常會妨礙被害者恢復。

大部分的被害者都非常不願提到自己身上的疤痕是因為「犯罪被害」而造成的。圖／取自unsplash

一位經驗豐富的美髮設計師不幸成為殺人未遂被害者，因犯罪事件遭切斷的手指雖然成功縫合，但因為神經損傷再也無法進行細膩的剪髮動作，只能放棄原本的工作。

另外，有位被害者遭到陌生男子揮舞的鐵管擊中眼睛，導致一側眼睛的視野變狹窄，即使經過了數年的今日，獨自步行在行人眾多的街道仍會感到困難。

有時就算醫學檢查沒有異常，但由於心理因素，身體的特定部位（主要是與事件相關的身體部位）感到疼痛或麻痺症狀，這也會持續很長的時間。

在陌生人偽裝瓦斯檢查員闖入居處並性侵的案件中，未滿十歲的被害者，日後每當遇到與事件相關的情境（例如帶著黑帽子的男子、犯人身體散發獨特的肥皂味），雙腿就會出現麻痺，持續了很久。

有位被害者深夜遭到男子猥褻，在事件發生後的數年間，只能獨自奮戰自己手部的不明原因疼痛。

創傷使大腦受損，建構充滿惡意的世界

當我們的心裡受到創傷，最能快速反應的身體部位就是我們的大腦，而大腦也會因為心理創傷，而承受最直接的損害。幸好這樣的損傷大部分在短則幾小時，長則幾星期內能夠恢復。

但是根據心理創傷的類型，以及心理創傷後另外產生的壓力，以及被害者個人內在特性等許多因素互相影響下，有時大腦的受損部位會長至幾個月、幾年、甚至一輩子都無法完全恢復。

因為心理創傷造成的腦部損傷，典型的症狀有再度體驗、過度警覺、迴避、負面思考與情緒變化。這四種症狀也是典型創傷症候群PTSD的核心症狀。

研究指出，犯罪被害者誘發PTSD的可能性，遠超過受到天災和交通事故影響的人。如果犯罪案件是威脅到生命、性侵或造成嚴重身體損害的情況，就會比其他事件引起更嚴重的主觀痛苦，PTSD發病的可能性也會隨之增加。

即使PTSD症狀不複雜也不嚴重，但對大部分的被害者來說，犯罪都不是很久遠的「過去」，而是「現在」的再度體驗，犯人甚至會出現睡夢之中，反覆做出犯行。

對大部分的被害者來說，犯罪都不是很久遠的「過去」，而是「現在」的再度體驗。圖／取自unsplash

在這種情況下，陷入恐懼的被害者為了避免再度受傷，會切斷環境的一切刺激，過著隱居的生活。另外，為了能早期預知危險，被害者會全身神經緊繃，緊張地生活著，因此對於日常生活中的任務無法做好，或者出現健忘、精神恍惚等解離症狀。

最糟的情況是失去關於案件的部分或全部記憶，亦即解離性記憶喪失症。有位兒童不幸遭到陌生男子誘拐到公共廁所性侵傷害，然後被棄之不理，大腦本能性地減少了負責記憶海馬體的功能。

結果被害兒童失去了對事件的記憶，雖然可以活著，代價卻是好幾個月之內都是呆呆坐著，或是連剛才才吃的食物種類都記不清。

腦部損傷的嚴重性，不亞於犯罪類型，值得關注的是受害頻率。根據美國神經科學家保羅‧麥克林（Paul MacLean）的主張，我們的大腦可以區分為負責維持生命相關活動，包含腦幹和小腦的R複合區（爬蟲類大腦）、負責情緒反應與型的海馬體與杏仁核的邊緣系統（哺乳類大腦），以及負責高層次思考能力的大腦皮質（靈長類大腦）。

大腦皮質的前額葉部分與邊緣系統合作，可以調節衝突，進行判斷，主導共感，讓我們不成為習慣的奴隸，可以創造性思考，防止衝動與敵對行為。

大腦能夠正常發展，只有在安全、穩定且溫暖的照顧環境下才有可能。如果孩子從養育者那裡得到充分穩定的照顧，那麼原本只為了維持生命而將焦點放在本能行動的大腦，就會開始嘗試各種社會互動，鼓起勇氣去體驗各式各樣的情感。

此時養育者若允許孩子去冒險，並在失敗、挫折時給予溫暖的支持，提供「適當且良好」的照顧（good enough mothering），大腦就會穩定發展，安全地體驗各式各樣的情緒，同時培養出情緒調節的能力。在這樣的基礎上，隨著大腦皮層的發展，孩子就會成長為具有創造力、理性、自我調節能力的個人。

但對受虐兒童來說，如果心理創傷是發生在原本應該是最安全的場所──如家庭、學校，此時被害者被迫專注在「求生存」的戰鬥，使得前額葉（尤其是前額葉功能活性化）被抑制或損害，於是在大腦中建構出「這世界令人厭惡，充滿惡意」的神經網絡，因而誘發大大小小的情緒與行動問題。

不僅如此，因虐待而大腦受損的兒童，在同儕關係、社交互動、甚至進一步的智力發展能力，都會受到嚴重的妨礙。父母虐待兒童導致青少年時期的不良行為，已得到許多研究充分的證實。

受害者角度：暴力事件非過去經驗，而是現在進行式的體驗

根據漢斯．塞利（Hans Selye）博士提出的一般適應症後群（general adaptation syndrome, GAS）模式，我們的身體在應對壓力反應可以分為警告、抵抗與枯竭階段。

如果處於壓力下，杏仁核會發出戰鬥或逃跑的反應，身體會出現心跳加速，分泌代表性壓力賀爾蒙的腎上腺皮質醇，與提高能量的腎上腺素來發出警告。在這過程中，會分泌大量的腎上腺皮脂醇去調節壓力反應，也會減少大腦海馬體（負責記憶）的神經系統機能。

結果就是與事件相關的記憶被抑制了。雖然這樣有利於心理上的生存，但與此相關的強烈且恐怖的情緒依然存在。

經過一段時期的努力，而壓力持續存在的話，現在身體就會進入抵抗階段。到了這一階段，因體內的腎上腺皮質醇濃度太高，開始出現肌肉無力、頭痛及高血壓等各種症狀。

若此時仍舊無法擺脫壓力，就會放棄抵抗，進入枯竭階段。到了枯竭階段，身體就會自動放任壓力不管，不再自覺壓力為「不正常」，所以也不會出現警告症狀。而代價就是會引發包括免疫系統異常，以及器官功能不良等各種慢性疾病。

正如前面所述，對許多被害者而言犯罪事件並不是存在於過去，而是以現在進行式的方式，不斷重新體驗事件。每當經歷重新體驗的時候，被害者的身體會受到與事發當時相同強度的壓力。

如果這裡再加上社區、刑事司法機關、媒體等造成的二次傷害，就會引發壓力狀態過大的情況，短則半年，長則數年，經常導致被害者身體出現與壓力有關的慢性疾病。

這一現象在許多研究結果的報告中都顯示，與非犯罪被害者相比，犯罪被害者罹患心臟疾病、高血壓、胃潰瘍等腸胃消化障礙、糖尿病、神經系統與筋骨系統疾病、哮喘和肺部疾病的比例更高。

有報導指出，大邱地鐵慘案中受傷的被害者，即使在事件發生過了十年，仍會無緣無故視力下降，並且患有糖尿病等各種疾病，這也充分顯示了心理創傷事件會對身體健康產生多嚴重的影響。

當然這些疾病不全然是犯罪造成的直接結果，很多情況是被害者為了紓解壓力，訴諸不適當的行為（例如飲酒、吸菸、吸毒、暴食、藥物誤用或濫用等），才是生病的直接原因。

但如果當初沒有遭遇犯罪被害，被害者很明顯沒有理由為了心理生存而訴諸不適當的行為，所以我們不能說「被害者的不適當行為，並非犯罪造成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