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社會各界對女性產後憂鬱的關注提高，但有學者指出，男性也會出現產後憂鬱症狀；且新手父母的產後「焦慮」傾向比產後憂鬱更普遍。
面對育兒壓力，專家建議培養「共親職（co-parenting）」的養育模式，避免育兒重擔總壓在特定一方身上。
要解決新手父母焦慮，友善家庭職場也同樣重要。過去人們「舉全村之力，養一個孩子」，但得人資源整合執行長蔡淯鈴指出，隨著家庭型態和社會關係轉變，如今要倚賴大家庭、鄰里間相互照應不容易。「『公司』在這個年代，成為人們重要的『社區』。」蔡淯鈴說。
學者：企業應提供「以家庭為中心」的職場友善措施
得人資源整合有限公司10日舉辦「友善職場父母研討會」，邀請關注友善職場議題的企業、學者、組織及政府單位與會，希望促進各界交流，凝聚台灣的在地經驗與視角。
台北市立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副教授劉彥君指出，新手父母育兒經驗不足，又會被網路上過多的教養知識轟炸，容易感到無所適從；嬰兒難睡過夜也非常消磨父母精神。她進行中的研究發現，不論男女，都會出現產後焦慮或憂慮症狀；且父母出現「產後焦慮」者皆多於「產後憂鬱」。
劉彥君表示，研究還在初步分析階段，但當中指涉的「產後焦慮」程度，等同需前往醫療機構請專業人員評估的中度焦慮；這代表父母們在孩子出生後出現的擔心、憂慮等情緒應被好好正視，而非被輕忽為「太緊張、想太多」。
劉彥君指出，若父母在育兒中遭受挫敗和壓力，也會影響工作表現；新手父母不只需要企業給予公平升遷、孕產假等友善政策，還需要「以家庭為中心」的積極措施。她建議企業可鼓勵員工建立互助小組分享育兒經驗，或在職場開設伴侶溝通課、親職教育課程等等。
「大家都有心想學，但下班後很累，往往沒辦法參加政府和社區開的親職講座。」劉彥君說，「如果（職場）能挪一些工作時間讓父母上課，作為福利，我覺得很不錯。」
友善職場能留才 也可培養企業韌性
為了讓新手父母無後顧之憂，位於新竹科學園區的「智邦科技」自1997年就同步設立托嬰中心和幼兒園，從出生剛兩個月的小嬰兒，到年滿六歲的幼兒都收，是台灣少數在公司內設置托兒所超過二十年的指標企業。
智邦科技員工關係部經理莊佳惠說，智邦科技創辦人黃安捷從公司創立初期，就注意到員工有托育需求，她引用黃安捷的話：「公司就像我們所有員工自己的家，家裡總要有照顧小孩的地方，我們有這個信仰，就去行動。」
莊佳惠說，據內部統計，智邦科技總計照顧超過三百位孩子；在117名將孩子托收在幼兒園的智邦員工中，有75人工作超過十年，更有年資超過25年的資深員工，「我相信公司有好的育兒措施，對同仁的留任率、向心力、黏著力有很大的幫助。」
莊佳惠說，智邦科技追求「共好」，「我們也照顧周邊企業的孩子。」目前收托的96名孩子中，28人是智邦員工的孩子，剩下68人則是周邊公司的員工小孩。
員工想要的友善職場措施很多，但企業資源有限。台灣港務公司人資處資深處長何怡萱建議，企業可從勞資會議、員工調查、人資信箱等管道了解同仁需求，從員工「需要」的措施著手，行有餘力再向外延伸。「有起步，就是進步。」何怡萱說。
適度跳脫框架也有必要，「這可以增加企業韌性。」何怡萱說。例如：台灣港務公司的船舶交通管理系統（VTS）像飛機塔台，需要有人24小時輪班；過去這類「輪班人員」被認為難以適用遠距辦公、提早上下班等彈性工作政策，但在COVID-19疫情期間，出現人力缺口，輪班人員的彈性工作需求也浮現。
何怡萱說，台灣港務公司目前透過一般招募及大學產學合作，隨時儲備VTS人力，「當VTS輪班人員有育兒需要，他就可以申請轉調常日班，我們也有活水進來。」臨時遇到VTS人力缺口，這些有經驗的備援人力也能及時救援。
實踐「共親職」 成為家庭神隊友
除了企業友善措施，伴侶也要成為彼此的「神隊友」。台北醫學大學副教務長陳建宇和親職教育講師李維寧以夫妻檔身份，現身說法如何實踐「共親職」。 「共親職」是家族治療專家Salvador Minuchin在1974年提出的理論，強調父母在孩子教養事宜上的相互合作；「用一句話來說，就是幫助對方成功。」李維寧說。
李維寧和陳建宇育有三個兒子。李維寧生第一胎時親餵母乳非常痛，陳建宇才驚覺就算自己是醫生，「我對母乳議題完全不懂。在養育孩子上更要重新學習。」李維寧則為孩子暫退職場、擔任全職媽媽，近年才透過帶媽媽團體開啟親職教育講師的工作。
李維寧和陳建宇都說，「參與」是共親職的核心精神。陳建宇作為麻醉醫師值班很忙，但下班後，家務、親職都不能置身事外。「他在醫院值班，你（指太太）在家裡也是在值班。」李維寧說；這是兩人共識，也是溝通帶來的成果。
陳建宇建議新手爸爸們陪產時就開始投入「共親職」，例如當太太學習生產時需要的拉梅茲呼吸法，丈夫不要只是在一旁滑手機，可以一起學習呼吸，更有參與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