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29通過《巴黎協定》第六條的施行規則，國家或企業都可參與由聯合國監管的碳交易市場，宣告「碳權2.0」時代來臨。
台北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究所教授李堅明表示，台灣雖非聯合國成員，仍可仿效建立全球減碳合作機制，比如借鏡新加坡的做法，與國際認證機構（如Verra、Gold Standard）合作，制定台灣境外自願減量專案的指引和管理辦法，鼓勵企業到世界各地減碳、累積碳權，將減碳力轉換為競爭力，同時有助達成國家減排目標。
「我們要用國際視野來減碳，將NDC3.0結合全球碳市場機制，打造台灣特色的《巴黎協定》第六條。」李堅明說。
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教授范建得指出，新加坡將碳權視為金融工具（又如在歐盟可能被視為準物權、系列請求權、無形資產等），但目前台灣對碳權的定性還不清楚，法規也尚未完備。企業應先以自己的屬性和需求出發，例如高碳排企業、供應鏈的中小企業、不同產業別等，最好優先投入實質減碳，再審慎規劃如何參與碳權操作。
行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副執行長林子倫提到，台灣跨國企業未來在碳交易有無限寬廣的可能性，但海外據點愈多，管理複雜度也會拉高。比如企業投資綠電或進行減碳，在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價差和規定，要找到碳權的最佳組合。但中小企業到國外買碳權的成本太高，台灣碳權市場及環境部要扮演重要的角色。
國泰金控投資長程淑芬指出，《巴黎協定》第六條的通過是值得慶祝的事，相關的規範仍需要一段時間，「但這並不能停止企業自身的低碳轉型，以及督促利害關係人的低碳轉型」。
范建得認為，中小企業可以配合「以大帶小」的打群架模式，了解自己在供應鏈的角色，並在人力資源配置上加強懂氣候行動的人，至少指定一個專人負責，提升氣候風險意識與相關經營職能，同時也要善用公協會等資源，切忌病急亂投醫。
企業永續發展協會秘書長莫冬立建議，中小企業面臨資訊爆量、混淆與不夠即時的挑戰，執行減量時主要考量下列三大方向：一、營運效率的提升，帶動成本效益，初期建置成本如設備汰換或製程調整，可透過大型廠商或客戶協助取得銀行資金；二、對再生能源的運用，提早兩年布局，容易用較合理的價格找到或買到綠電；三、循環經濟的推動，以三到五年為單位規劃，進行滾動式修正。
「我們不要只談碳權合作，更要關注氣候合作。」林子倫最後強調，COP29也通過《巴黎協定》第6.8條，可透過非市場的方式實現國家氣候計畫，比如藉由技術與資金的投入，協助發展中國家進行氣候調適，有助推展氣候外交。
（本文由經濟日報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