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參與一場以「失智照護」為題的會議，會中民眾的發問與討論熱熱鬧鬧持續了兩小時之久，當中許多發言相當有意思。例如有位充滿志工熱忱的大姐說：「我知道建立失智友善社區，就是看見迷路的失智患者時，要『看、問、留、撥』，我也去上過40小時的志工培訓。但是，落實到生活中，我還是不清楚『失智友善』要怎麼做。」
大姐的鬥志滿滿，我體會到她真心真意想讓社區成為失智症患者可以安居的所在。我對穿梭在社會中的志工大哥大姐們抱持敬意，可是這種發言的背後，隱藏著的「分別」的意涵。這是一大盲點，大家能夠體會嗎？
認不得路 就是失智症患者嗎？
我先表示我對這位大姐的認同，接著話鋒一轉：「請問大姐，您上過失智照護課程後，覺得自己學到什麼?」
大姐笑瞇瞇地說：「我學到很多東西喔！我認識了失智症，知道如何在社區中辨識出失智症患者，當他們迷路時要『看問留撥』、安全送他回家。當我在社區擔任志工時，我也要對患者有耐心，我不會對他要求太高，我要慢慢陪伴他和觀察他的優點，畢竟我是失智友善志工呢！」
我點點頭。的確，時下基本的失智照護訓練就是如此。大姐的確是認真學習，只是這樣的學習還不夠深入，於是我問：「如果有一天，你心情不好，為了散心，你找了個不熟悉的地方走走。你邊走邊思考心中的難題，一陣子後停下腳步，看看身旁，正在想接下來要往哪邊走。這時突然來了位志工大姐，一開口就是『看問留撥』整串做完。請問你會怎麼想?」
志工大姐反射性回答：「我看起來像失智症患者嗎?他是怎麼判定的?」
大姐疑惑了：「這樣說來，『看問留撥』是不需要學的嗎？。」
我回答：「我沒有這樣說啊。我只是要大家想想，如果今天我們幫助的對象是一位八歲的迷路小孩，我們一樣可以透過『看問留撥』後帶他到警察局找到回家，但是我們會不會覺得他是失智患者？而他會不會因為被看成失智患者而內心受傷呢？」
大姐說：「唉呦~~只有八歲的小孩哪會失智？一定是單純迷路啦。」
大姐想了想說：「對。我也有年紀了，有時候騎摩托車出去辦個事情，一轉頭出來就記不起來停車的地方。有時候我迷路，找路人問路，回想起來，路人也沒把我看成失智患者，我就是很自然地問路而已。」
我說：「大姐你理解我要表達的意思了。現在台灣高齡人口多，而且將來還會更多。台灣的失智人口也會因此上升，到時候我們還需要急著去分辨誰是失智患者、誰是憂鬱症患者，或誰是單純迷路嗎?其實我們就是以正常的心態幫助任何人，讓任何人在每個時刻都能活在友善的社會中。這才是重點啊。」
失智症標籤的目的是什麼？
其實這也是我對未來的高齡社會的想像。屆時失智症患者的狀況百百種：可能缺乏家人照顧、可能沒有失智據點可以去、可能跑去銀行卻無法正確處理事務、可能在超市內亂買東西等等。但大眾已經習慣這樣的狀況在身邊頻繁地發生，所以可以很自然地應對、解決，而不會大驚小怪的說：「剛剛有一個人是失智者，他買東西沒付錢」等等的發言。大家都有默契自然地讓問題被順利解決、人被妥貼的照顧好。
對我來說，這就是失智友善，但不刻意彰顯失智者存在的社會文化。
說到這裡，另一位同為志工身分的大姐舉手了：「陳醫師，你們醫師把病人區分成輕度、中度、重度，不同等級是要怎麼觀察出來？我上次在美術館做志工的時候，中度失智症的長輩很聰明，畫圖超級好看的，你們判斷標準是什麼?」
聽到這個問題，我忍不住再度思考起「分類」這件事。似乎我們太習慣做出「區分」，久而久之，大家習以為常到忘記思考，「分門別類」是否真的重要。
於是我請大姐上網搜尋，網上有各項資訊詳細列出輕中重度失智的差別。
大姐點點頭：「對啊，我真的覺得他什麼都做得很好。我在陪伴的過程中對他的能力很吃驚，覺得他藝術細胞比我還好。其實他是患者、我是要幫助他的志工，但很多時候我都忘了自己是志工，因為患者表現得太好啦。」
我笑了：「對喔。所以將來若還有這樣的時刻，建議你不需要以『幫助』的角度出發，反而彼此當朋友一起享受活動樂趣，大家相處起來會更美好呢。」
我很慶幸有這樣的機會與志工們談談失智照護。其實當志工是好的、有助人之心是值得鼓勵的，但即使是基於善意出發，大家都要謹記幫助別人不是為了彰顯自己，有時候我們不是故意的，但一不小心太急於伸出幫助的手，也可能導致對方覺得自己被看低了、被誤解了，因此在情緒上受傷。
我想，志工幫助社區最美好的方式，應該是帶著助人的動力，但不刻意「表現」助人姿態，自在平等能讓彼此都在過程中受益。所以志工們也能換個角度想：當志工本身就是一種學習，與不同身分和狀態的人互相學習、共同成長。
失智友善社區的營造亦是如此，關鍵不在於社區有多少人上過多少課程，或學會多少知識。這些專業的資訊並非不好，但光從這個角度，會讓大家產生「分別」。
一旦急著分出你和我的差別，一不小心就會落入刻板印象，或者不自覺的偏見。所以，讓我們學得知識後，好好的照顧自己，將心比心，將自己想接受的被幫助方式拿出來幫助他人，此時才能不急著貼標籤，很自然地協助需要被協助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