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3月台灣出現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疫情。4月24日台北市立和平醫院發生院內群聚感染，通報多名疑似SARS病例。行政院毫無預警宣布封院，醫護人員、就醫患者、陪病家屬、醫院雜工等一千多人被關在和平醫院，院內頓時陷入混亂。不只病毒在醫院裡蔓延，人心惶惶也讓恐懼四處傳染，讓被關在院內的人身體及心理都承受巨大衝擊。最終，和平封院造成154人確診、31人死亡、其中一名病患輕生。
今年是和平封院20週年，國片《疫起》取材和平封院事件，以院內醫護人員的侷限視角，帶領觀眾重回20年前，和平封院的那14天，才發現原來勇敢和恐懼，只有一線之隔。正如電影海報上的標語：「恐懼會傳染，勇氣也是。」當外界把醫護人員塑造成「防疫英雄」時，別忘了他們也是人，會害怕、會疲勞、會病倒的人。
病毒會傳染，恐懼也會蔓延
電影的主角是胸腔科主治醫師夏正，那天他下班急著趕回家陪女兒過生日，人都已經快到家了，卻因為急診的病人需要緊急動手術被一通電話給叫回醫院。手術完成後，夏正才知道醫院已經拉下鐵門，嚴格管制人員進出。連載他回醫院的計程車司機，只是去醫院借個廁所也被關在裡面，不知道什麼後才能回家。
醫院大廳隨即陷入混亂，病人們圍著護理師趕辦出院，電話響個不停。年輕的護理師安泰河在護理站被病人和家屬團團圍住，他們質問醫護人員：「怎麼能突然把我們關起來？」、「什麼時候可以出去？」、「哪裡有SARS病患？」泰河無言以對。
這些問題，幾乎所有被關在醫院裡的護理人員也都不知道，他們全都是在政府宣布封院之後才被告知，要封多久？確診病患有多少？在哪裡？他們只能服從上級的命令，全被召回醫院，臨危受命成為「抗煞（SARS）英雄」。
他們先是人，然後才是醫護人員，醫護人員不是英雄，也不想當英雄，他們只是血肉之軀，跟我們一樣，面對病毒也會生病、會害怕的人，會因為恐懼而顫抖、因為思念親人而流淚、會為了愛情而勇敢的人。
當人們在談論過去的歷史事件時，時常只重視關鍵人物、數據和文獻統計，談論SARS只記得死多少人、下決策的防疫指揮官是誰、當時的公文寫了什麼。然而，卻忽視了身處在歷史事件中的每一個平凡人物，這些被捲進風暴之中的人，他是誰？有喜歡的人嗎？結婚生子了嗎？有什麼夢想？這些問題沒有人會知道也沒有會在意。電影《疫起》試著去回答這些無解的問題，試著透過虛構和想像，去彌補歷史文獻的空白之處，讓我們可以從人的角度去重新看待一段歷史。
從人的角度出發，才會理解原來擬定防疫措施時，防止恐慌比防堵病毒更加重要，當人心恐慌時會爭搶物資、會不信任彼此，讓疫情更加難以被調查清楚。經歷過SARS疫情，當COVID-19疫情發生時，安定社會成為防疫工作相當重要的一個任務，讓人們可以冷靜下來依照專家指引去做，民眾才得以信任疫調，不會害怕就醫與隔離，防疫才得以落實。
COVID-19疫情雖然也有發生數起的院內感染，醫院第一時間優先照顧醫護人員的健康安全，以「清院」取代「封院」，才沒有引發恐慌，因為讓醫護知道其他醫院會支持他們對抗病毒，讓生病的人也知道他有機會康復、可以期待與家人團聚，當每個人都能鼓起勇氣，未知的病毒也就不再那麼可怕。
「我看不到外面。」 封院內的局限視角
《疫起》上映後，有影評人認為，電影淡化了政府高層決策者的責任，避開了和平封院事件中關鍵的癥結點，讓醫院內罷工的醫護成為電影的反派，弱弱相鬥的安排，卻讓真正該負起責任的草率決策者卻消失了。
對此，導演林君陽則說，雖然電影的靈感來自和平封院，但電影中幾乎都是虛構角色，「拍攝視角與方式很貼近這些角色的狀態，這個故事沒有那麼旁觀。」他拍這部電影，不想要對標當年的『誰誰誰』，也不想談論責任歸屬，不用拍一部電影來指責誰。他會拍這部電影，是想了解和平封院時，醫院裡的人到底經歷了什麼。
2003年的和平醫院封院事件至今20年，已經有大量新聞媒體的報導，有人出過書、拍過紀錄片，還有監察院的調查報告，關於上級封院決策錯誤、防疫配套措施不足、確診判定等醫療專業及政治問題，這些年來反覆被提出來討論，直到COVID-19疫情爆發後，台灣社會仍持續在從和平封院的錯誤經驗中調整防疫策略。
《疫起》作為一部劇情長片，沒有對於病毒症狀及治療方式多加描述，也沒有觸及「醫院之外」官員的決策問題，因為這正是當時被關在醫院中的醫護人員真實感受，他們無法知道上層決策者是誰，也無法知道醫學專家說了什麼。正如電影中安泰河說的：「這裡沒有窗戶，我看不到外面。」他們只知道眼前有好多病人要救。
電影試圖以非常侷限的視角，讓觀眾沉浸在電影裡，對醫護的處境更加感同身受，更能體會他們的害怕、混亂和艱辛．正因為電影的侷限，而讓電影得以跳脫歷史界線，《疫起》既可以是和平醫院，但也可以是其他曾經歷相同處境的醫護，為了顧全大局而被迫犧牲的醫護，不只有20年前和平醫院裡的那一千多人。
一次又一次，為了防堵病毒擴散，醫護人員不得不勇敢、堅強，無私地捨己救人，即使知道自己也會病倒、病死，他們幾乎沒有選擇，只能義不容辭把自己的生死至於度外，即使是電影中罷工的護理人員，也只是要求合理的休息和裝備，而非拒絕替確診病患醫療，他們不是反派，因為在真實社會裡根本沒有反派。
從《我們與惡的距離》、《茶金》到《疫起》、《人選之人》，林君陽導演不斷透過作品去捕捉一些爭議事件的人物，挑戰善惡是非的界線，努力呈現出「人」的多樣性，以及人們活在這世界上，身不由己的無奈和力挽狂瀾的堅毅，讓我們得以理解，原來善良與邪惡其實可以同時發生在同一個人身上，其實黑、白以外，這個社會更多的是灰色地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