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g height="1" width="1" src="https://www.facebook.com/tr?id=1398237490604710&ev=PageView&noscript=1"/>
首頁 觀點 觀點新世代 社會
後天獨生:痛失手足後,落單的自殺者遺族與未來之路
  • 標準
  • sdg

後天獨生:痛失手足後,落單的自殺者遺族與未來之路

2023-08-21 台大新聞所學生/楊德涵

簡廷暘說自己跟哥哥差很多。

簡廷暘外向擅交際,掌握大學生間的流行打扮,小手臂露出寫實向日葵刺青;社群媒體充斥三五好友合照,幫寵物柴犬也創立獨立帳號。網路可近,連記者透過messenger發出的陌生採訪邀約,都在10分鐘內就獲得接受:「可以啊。」對簡廷暘而言,沒體驗過的事,沒什麼不可以。

反觀哥哥從小嚷著自己沒朋友,隱身於遊戲和動漫之間。家庭因素使兩人自求學階段就得半工半讀,終於哥哥在大學時選擇離家,獨自北上。

但環境轉換並沒有讓他的個性隨之折轉。簡廷暘形容手足:「他很宅,愛看恐怖、獵奇動漫;穿的衣服不是很醜就是很怪,買一些像花椰菜的衣服,或是有翅膀的外套,越醜他越愛,我後來只好送他我不要的衣服。」

回憶和哥哥相處,他說對方總愛跟他唱反調、人生態度消極,兩人之間少有深度對話;哥哥在外、弟弟在家,簡廷暘因而還得擔任他和母親間的橋樑,聊天記錄裡多次出現的「記得回家」、「媽媽關心你」,都讓這個弟弟看來更像是哥哥。

問他是否曾經不想要這份手足情?他白眼:「生氣的時候都不想要。」卻從沒真正相信哥哥是連生命都不想要。

2022年初,入春的天氣仍偏冷,台北連日10幾度的早晚溫差,讓人身心都難受。此時的哥哥情感受挫,書也不想讀,凌晨捎來訊息,告訴弟弟:「欸我可能會去死。」

同一陣線的手足 有人率先退隊

哥哥警告不准把事情說出去,如果讓媽媽知道,他必會直接執行。簡廷暘守著哥哥的話,像抱著一顆快爆的氣球:「哥哥不要走,累了就回家,只要活著都好,要什麼都可以,別留我一個人照顧媽媽⋯⋯」蒼白的對話框裡,家裡最小的孩子拚命拜託。

氣球還是爆炸了。母親接到哥哥死訊,崩潰斥責弟弟:「怎麼都沒有跟媽媽說?」母子兩人驅車前往事發地點,自責的咒語在簡廷暘的腦袋重複,他到現在還覺得哥哥會這樣是自己的錯,即使沒人能夠斷定,當初若把事情跟媽媽說了,哥哥就不會走嗎?

如同社工許馨云一項針對手足關係的研究所述:「每個家庭呈現不同樣貌,但在個體發展的過程當中,手足間具有較強烈的連結性,是彼此玩樂的同伴、被父母一起責罰的夥伴,也是社交技巧第一個練習的對象。」一個家庭裡,相對於父母的權威,手足彼此是水平關係,常形成某種聯盟,就像哥哥只把自己最後的決定告訴弟弟,就像弟弟不願獨自面對媽媽。

本該一輩子在同一陣線的手足,如今卻有人率先退隊。兩人間的落差在一個跳躍之後更為清晰。案發現場,哥哥在水底、弟弟在陸地,遺體臃腫而浮沉、人體單薄而抗拒;天人永隔,哥哥泡水多日的身體已不成人形。認屍的當下,簡廷暘唯一能指掌的,只有他送給哥哥的衣服。

一夜長大 成為「後天的獨生子」

親人離去,剩下的家屬得面對一系列喪葬流程,為死者送終;然而,若是在手足喪生的情況下,由於傳統習俗流傳著「白髮人不送黑髮人」的觀念,長輩不能執行儀式,只得從旁參與,以致每個流程都得靠倖存手足獨力完成。

「自殺者遺族協會」理事長李沐芸表示,過程對孩子而言是很大的震驚。「通常(手足死亡的)發生點都很年輕,那個驚嚇太大,在你還沒有覺得會觸碰到死亡的時候,它就突然衝到你面前來。」李沐芸說,面對生死,腦袋空白、全然陌生,「或許有感受也難表達出來,很多東西就在那時被扭曲了。」

簡廷暘和另一名自殺者遺族手足孫梓婷(化名)都經歷過這段時期。作為手足和喪禮上的唯一代表,他們從此變成大眾認知的「獨生子」,在葬儀的過程裡,獨自面對各種帶著悲傷、不解情緒和異樣眼光的親戚朋友,承擔起雙倍的生命重量,同時也繼承了他者原先對身故手足的期望。

讓簡廷暘至今仍難受的記憶,是事發當時,親戚都要他不能哭:「他們都叫我不要哭,我就爆了,這是我哥,為什麼我不能哭?」但對周遭大人而言,父母的沉痛彷彿更容易被同理,卻忽略孩子也需要足夠的時間好好理解死亡、感受情緒。

沒辦法適應一夜長大的結果,簡廷暘說他給自己安排了好多外務,迴避家庭所遭遇的現實。修課、系學會、社團、打工,從早到晚把自己的日程排滿,每天三、四點睡,八、九點起床,甚至有時候也不回家,就在朋友家苟且過夜:「只要回到家,又會想到(哥哥不在),所以在家時間是短的,甚至可以說滿不喜歡回家。」

孫梓婷回憶事發初期,獨自一人回到家、面對父母:「就是真的很寂寞,每天打開家門,覺得家裡好暗。可是有一個聲音告訴我,必須要長大,爸爸媽媽還有你,就算壓力好大、就算要花很多力氣,還是要逼自己動起來。」

於是她擔下支持父母的角色。那刻開始,才意識到原來姊姊也曾用自己的方式努力為家付出,好比默默繳掉的第四台費用、網路費與電費等等。這份心意,從今以後得由孫梓婷延續了。

簡廷暘也慢慢適應家庭變化。他表示媽媽如果不在家,他會打電話問她去哪了?其實心裡也是害怕意外再發生。對孩子們而言,過去那些彆扭於表達的關心和擔心,在日後的相處中漸漸能透露,而家人間對這轉變的原因,自然是了然於心。

只是變化中偶爾還是有無法釋懷的部分,好比簡廷暘提到:「有時候剛認識新的人,會被問有沒有兄弟姊妹,我都不想講。如果說我有一個哥哥,可能會被追問哥哥在幹嘛?我只好回答還在讀書,趕快把這個話題跳過。媽媽告訴我,就說自己是獨生子就好,可是我不想這樣,要說自己是獨生子,很像在說謊,我就有哥哥啊,他還是存在過。

為什麼要自殺?

自殺從來不是單一因素鋪成的不歸路,而是先天體質、後天成長經驗、社會文化壓力等複雜面向共同交織。圖片來源/Unsplash

在簡廷暘的童年記憶裡,印象最深的是自己總得一個人從桃園搭車到台北。那是沒有機場捷運、沒有智慧型手機,Google Map也還不普及的年代。當年父親因發生車禍意外,頸椎與神經嚴重受損以致全身癱瘓,需要長期住院。「我記得一個醫院不能住太久,兩個禮拜就要換醫院一次。」小六時,他就必須跟媽媽去照顧爸爸,跑遍雙北、桃園的醫院,「也常常直接住在那邊」。

而哥哥則是從此開始半工半讀,穿梭在餐飲、飯店等職場,代替父親成為家中經濟支柱,付出勞力補貼家庭負擔。當時兄弟倆唯一的救贖是電腦,父母不在,只有兩人在家時,他們可以整天不吃飯,一路玩遊戲到凌晨;對此,簡廷暘說無論哥哥再怎麼怪,但卻是「陪伴他最久的人」。

相對於和家長的互動,簡廷暘回憶某次自己和母親說肚子餓,卻遭媽媽反問一句:「爸爸都這樣了,你還吃得下嗎?」即使他明白媽媽只是擔心爸爸,但這樣被拒絕情緒,讓他從此不再向大人求救,「怕煩到她」。

該怎麼形容自己的家庭?簡廷暘不假思索:「破碎。」有沒有曾經責怪過誰?「沒有,都是命。」但哥哥對往事的理解卻不這麼理所當然。

在簡廷暘和哥哥的對話紀錄裡,哥哥用力許願好想得憂鬱症,他認為得憂鬱症至少還能吃藥,知道自己的痛苦從何而來,並且有藥可醫。

破碎的家庭和沉重的經濟,引發一連串痛苦經驗,藏納在社會結構的縫隙之間;這些難受沒有具體的矛頭可以指向,對哥哥而言,也就代表無法對症下藥、永遠不會變好。結束生命,是簡廷暘哥哥這類飽受經濟和生活條件所苦者,對終結痛苦做出的選擇。

可是現實來說,確診精神疾病不表示獲得救贖解方,反倒是宣判患者及其家庭必須共同經歷一場,進一步還可能倒退兩步的長期抗戰。不少罹病者最終也走上自殺一途。

自殺不只是個人選擇

孫梓婷的姊姊長年罹患憂鬱症,從高中開始,狀況時好時壞:「生病會一直復發,不同階段會遇到不同問題,有時候吃藥好多了,但發生事情又要去看醫生。家裡有一個人生病,這件事就會一直反覆影響那家人。」

過去的經驗歷歷在目,孫梓婷稱姊姊因病曾多次自傷,但沒有一次像最後一次那樣真正抵達死亡。十多年下來,這讓孫梓婷和家人一度感到疲憊:「不知道這樣說好不好,但(她過世後)我內心的想法其實是鬆了一口氣,因為我覺得她好像不用再這麼痛,也覺得她大概很擔心會麻煩我們,才決定這樣。」

孫梓婷分享對姊姊成長經驗的觀察,她說姊姊從小讀體育班、喜歡運動,但在一次受傷後便難以依此為專長升學,轉往普通班就讀。不過多久,她卻發現自己難以融入,既不能運動、也跟不上普通班進度,導致自我懷疑的想法累積、逐漸蔓延:「升學主義或是成績至上這些觀念,讓人變得好像沒有符合標準就覺得自己不夠好。」這些難以撼動的主流價值,在每個不想、不願、不能進入這框架的人們身上作用,日日磨損身心。

自殺從來不是單一因素鋪成的不歸路,而是先天體質、後天成長經驗、社會文化壓力等複雜面向共同交織。可惜的是,受訪者們仍感受到自殺是社會眼中的禁忌話題,一談到自殺,人們很容易將注意力集中在行為本身的倫理道德,或是評斷行為者個人的心理狀態。

李沐芸不樂見這樣的構連:「人在痛苦跟不開心的時候,都可能會想要死,我不信有一個人這輩子沒有想死過,而不想死的人也不見得就比較高明或高尚。想死沒有關係,重點是要想辦法讓他知道,其實不一定要去做。」 而她也認為,現有的自殺防治系統,偏重精神疾病,卻遺漏了之外的各種因素。她指出:「自殺防治中心不該完全是一群精神科醫生組成。為什麼裡面沒有社會學者、沒有人類學家、心理學家?不是只有精神病人會自殺。」

走過悲傷和失落 看清愛的形狀

悲傷和失落輔導在做的事情,是帶一個人走過完整的情緒歷程,無論悲傷、失落或痛苦,最終的核心都是要讓我們看清楚愛的形狀。圖片來源/Envato Elements

李沐芸說,當社會上有自殺事件發生,其實可以被大眾視為一個良好的生命教育機會,好比她會藉此為案例和女兒對話:「我就帶她去SOGO、新光三越這些百貨公司走走啊,看看漂亮的東西,然後跟她說妳看,我們還有這麼多東西沒有擁有過、沒有買回家過,人生還有這麼多美好,妳說對不對?」

致力於自殺者遺族關懷和輔導工作已二十多年,李沐芸試圖站在自殺事件倖存者的立場,為自殺解密,也成立遺族協會,希望透過組織運作,讓大眾看見自殺者遺族的立體面貌。

其實自殺事件帶給遺族的感受,和每個人都必經的失落和悲傷感受相似,只是較一般情況更猝不及防。

社團法人台灣失落關懷與諮商協會秘書長、諮商心理師李曉芬認為,遺族的感受經常是悲傷與愛同時拉扯:「失落或悲傷的內裡其實還是情感和愛,我們從來沒有聽說過愛太多了,要解決、要移除。有人說悲傷是因愛而生的,你有多愛就有多悲傷,那在這樣情況下,我們為何要解決悲傷呢?」

悲傷和愛不必解決,但可以讓它流動。當遺族有苦難言,身邊的親友怎麼協助?李曉芬說:「陪伴最基本的作法是不評價對方、全然聆聽對方。很多時候不需要給建議、也不用太多判斷,當信任關係足夠了,對方自然就會說。」

失落和悲傷輔導在做的事情,是帶一個人走過完整的情緒歷程,無論悲傷、失落或痛苦,最終的核心都是要讓我們看清楚愛的形狀。李曉芬習慣將這過程用潛水來形容:「助人者只能跟著個案潛水,他下去你就要跟他下去,他偶爾上來吐吐氣你就跟他上來吐吐氣,這是一個教他釐清海相的過程,或許還是會暈浪,但至少知道自己可以準備、穿上救生衣。

沒有人不適合活著

孫梓婷在姊姊離開後,意外地治好了自己長年的結巴。她說過去因為顧及姊姊的憂鬱,經常不敢將喜訊分享給家人知道,擔心自卑怯弱的姊姊,會產生比較心態而感到挫折:「我可能只要表現得好一點、說話說了多一點,她就會不開心,然後我就會覺得自己是不是說錯話,是不是不要講話會更好?」

如今說是治好,更像是不藥而癒。孫梓婷在訪談過程中,重述每件姊姊的事時,還是耐心同理,沒有一句責怪;只是問到姊姊的存在,是否還是帶給她壓力?她以眼神回應我的目光,無法開口的模樣,像是回到過去的失語狀態,然後淚水漸漸盈滿眼眶,默默點頭。

面對自殺者遺族的傷痛,李曉芬表示:「每個人生命歷程和人生際遇都不同,但悲傷可視為生命破口。我們在長大過程中很容易被社會化,遇到很多要求、期待,開始學會武裝;社會要求你要管理好自己的情緒、當一個成熟的大人,但當我們一層一層戴上面具,會忘記自己實際上擁有一顆柔軟的心。」

成長的時間裡,多數人順理成章地被任務推著前行,教育體制裡的輔導系統,也多著重在生涯發展,缺乏情感和生命教育。但是,以前我們天真以為發生在別人身上的事情,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直到破口出現,我們發覺不能只是理所當然地前進,才願意停下來思索生命。

再度閱讀簡廷暘和哥哥的對話紀錄,22歲男孩求死的訊息那麼鮮明,旁人看來都為弟弟捏把冷汗,究竟面對這樣的訊息內容,該如何回覆?至今仍印象深刻的一段,是簡廷暘冷靜地告訴哥哥:「沒有人不適合活著,你有我跟媽媽,你值得活下來。」

如今大學畢業的簡廷暘正在美國打工度假,活過了哥哥的年紀,他說自己把哥哥放在心上,要帶著他看更大的世界。訪談結束前我問他手上刺青向日葵的花語。「熱情、自由、勇敢追愛。」他說。

若需要進一步協助,可聯繫以下單位 ● 自殺防治諮詢安心專線:1925 ● 生命線協談專線:1995 ● 張老師專線:1980
編輯/梁玉芳、邱怡瑄 圖片編輯/陳靖宜

給我們一個支點,我們就能推動台灣前進!
您的捐助,成就願景工程基金會日漸茁壯的一股動力!!

贊助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