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看你漂亮，才讓你取悅長官」「你是男同志，肛門是不是長得不一樣？」⋯⋯在職場中，這不是無害的玩笑，是具性意味、性別歧視的性騷擾。若是主管說出這話，有機會構成更嚴重的「權勢性騷擾」；如果公司不妥善處理，可能被申訴、遭重罰。
今年五月台灣＃Me Too運動催生出新的「性平三法」，明年3月8日生效。你管理的職場如果還開起上述的玩笑、還沒有預防性騷擾的措施、未即時糾正不當言行並提供受害者法律或心理扶助，就必須負起賠償受害者的連帶責任；還會遭主管機關重罰，最高罰100萬元，並公布公司、雇主的名稱。
針對職場常見的「權勢性騷擾」，新法不僅加重處罰，也提供受害者「外部申訴」的管道。雇主準備好了嗎？〈＃Me Too之後，再見職場性騷擾〉專題解釋職場性騷擾新制、破除性騷擾防治迷思。＃Me Too之後，仗勢騷擾員工，不再只有輿論制裁，不論公私部門或NGO，都不能夠心存僥倖。
「我覺得很奇怪，第一次遇到老闆要員工叫自己起床。」四年前小米（化名）錄取超商店員的工作，才上班四天就覺得店長的舉止怪異，「他在電話、LINE上叫我『米米』，輕聲細語、尾音又拉很長，讓我很不舒服。」
小米覺得這樣的稱呼太過親密，卻不敢表達不適、制止店長，「畢竟剛開始上班，為了賺錢，就吞忍下來。」這位店長竟變本加厲，不斷私訊小米，甚至要小米稱呼他為「小貓」。
這不是店長第一次性騷擾女員工。小米打聽後得知其他人也被騷擾，害怕得不敢上班。她上報區督導，卻換來副店長，即店長母親的謾罵：「你怎麼可以把事情鬧大？我兒子叫你『米米』怎麼了嗎？」
上述案情摘自2019年高等行政法院的判決書，這名超商店長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因他知悉員工被騷擾，卻沒有立即調查始末、沒善盡雇主防治性騷擾的責任。然而，雇主本人就是性騷擾嫌疑人，怎麼期待他善盡防治責任？
這也是《性別工作平等法》修法前最大的Bug——權力最大的雇主仗勢欺人，卻無人可管。即使公司員工依法啟動調查，也會礙於老闆的權勢，不敢成立性騷擾、予以懲處。按照舊法，被害員工頂多向勞動局申訴雇主「未盡防治責任」。
在職場權力結構下，更多員工選擇隱忍。由於加害者不受懲處、食髓知味，便持續性騷擾員工，甚至變本加厲。
在小米提出申訴之前，這位店長便向年僅15歲、還未成年的女店員弦子（化名）伸出魔爪。
「店長下午突然叫我進去倉庫，然後抓我的手去碰觸他的下體，」弦子說她嚇傻了，「後來走出來，我都不敢主動跟店長講話，店長也沒有再跟我講話了。」
弦子再也不敢去上班，而且晚上睡不好、做惡夢，為此到身心科就診。過了兩、三天，她才向小米談起這件事、得知她也遭店長性騷擾，兩人決定向勞動局申訴；這名店長於是因「未盡雇主責任」，兩案各罰10萬元。
店長濫用職權，使喚員工到沒有監視器、也沒有證人的倉庫暗處偷襲，杜瑛秋說，「這就是典型的權勢不對等。」然而舊法並沒有有效嚇阻「權勢性騷擾」的機制。
她指出，今年＃Me Too運動後的一大進展，是修法補上「權勢性騷擾」的定義、可直接由主管機關進行性騷擾調查；若雇主就是性騷擾行為人，最高裁罰100萬元，以重罰打擊加害人。
＃Me Too運動也讓受害者的求助意願提升了。勵馨基金會副執行長王淑芬表示，勵馨過去很少接到的性騷擾的諮詢電話，「＃Me Too運動後，電話案量暴增，是過往的十倍。」
人們正在畫上不容侵犯的紅線、學習自我保護，彭渰雯說，＃Me Too提供最可貴的「教材」，讓社會大眾看到性騷擾的細節，「原來加害者會哭、會博取同情，或者要求到車上坐，這都是常用的套路。」
「我們也期待雇主能夠協助被害人，」王淑芬說，「但是我們知道，不是每個雇主都有所謂的『員工協助方案』。」她認為主管機關課予雇主責任的同時，應提供相對應的學習資源，更務實地支持雇主建置性騷擾防治措施，「否則雇主也會很辛苦。」
職場性騷擾零容忍，如何做到？
◎遇到性騷擾，可撥打 113、110
◎台北市性騷擾防治服務專線 02-23911067
◎現代婦女基金會性騷擾諮詢專線 02-2351-2811
◎勵馨基金會性騷擾諮詢專線 02-8911-5595
◎婦女救援基金會 02-2555-8595
◎婦女新知基金會 02-2502-8715
◎雇主性騷擾防治諮詢專線 02-2388-36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