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為〈移工生養這條路〉系列報導之二，作者採訪多位在台懷孕的東南亞移工、他們的雇主和仲介，揭露移工生養路上的阻力。「雇主沒有解聘懷孕移工，就很好了。」台灣人普遍抱持這樣的態度，連懷孕移工安安的親友都這樣認為，像在提醒安安，作為一個移工該有多卑微。安安的雇主阮小姐沒有解雇安安，還盡可能尋找支持移工生養的資源，因為阮小姐的家庭確實需要安安的協助；反觀仲介、政府的態度消極，使她們孤立無援。
「你就是對她太好了，她才會在外面亂搞到懷孕！」「懷孕了還讓她留著，難道你要幫她坐月子？」當家裡聘僱的看護移工懷孕了，雇主除了不知所措，還要被周遭眾人奚落，這是林小姐和阮小姐共同的遭遇。
懷孕就解約？消極仲介和政府，任雇主、移工自行煩惱
林小姐聘僱珍妮四年多，送走父親以後，家裡剩下林小姐、珍妮和母親三人相互扶持。如果沒有珍妮，林小姐就是家中唯一的照顧者，還必須上班養家。林小姐強調，沒有家庭看護，根本無法讓父母在家終老。
林小姐回憶，珍妮有天突然走進她的房間，很認真要跟她談談，「原來她已經懷孕四個月了。」那時是台灣第一次爆發新冠本土疫情，這個消息對林小姐來說彷彿五雷轟頂。「怎麼辦？難道我要在這波疫情中獨自照顧母親跟孕婦嗎？」
當時林小姐的仲介建議盡快與珍妮解約，送珍妮回國。但珍妮說，解約回國後，要再付一大筆仲介費才能回台灣工作。林小姐和珍妮已經情同家人，因此感到相當為難。
後來珍妮聽說有同鄉返鄉生產，回台灣再轉換雇主，希望林小姐可以協助辦理。「重點是，新舊看護可以『無縫接軌』。」林小姐覺得這是雙贏的辦法，再度詢問仲介，想不到仲介說他沒聽過這種做法，再度強調，必須盡快與珍妮解約。
為了讓珍妮可以在產後再入境，林小姐八月向移民署申請了珍妮的重入國許可，再安排珍妮九月初返鄉待產。待珍妮生產兩個月後，林小姐又協助她申請恢復轉換雇主程序，珍妮也在轉換程序屆滿前回到台灣，跟新雇主簽約上工。
「過程非常繁瑣，而且勞動部承辦人還問我怎麼知道可以申請暫停轉換。」林小姐回想起這個過程，忍不住抱怨：「移工暫停轉換雇主這個用詞也很不直觀，雇主怎麼會理解這跟自己的權利有關？」
林小姐一邊摸索辦理程序，一邊擔心疫情缺工的情況下，會找不到新的看護。所幸透過朋友找到新的看護，卻被新仲介收了一筆三萬元的「買工費」。
「能夠不給嗎？」儘管知道仲介趁機揩油，索取超過法定上限的金額，但用人迫在眉睫的林小姐只能投降。她感嘆：「政府跟仲介都很消極，就是雇主跟移工自己在想辦法。」
移工依法放產假，產假期間雇主得靠自己
另一位經歷過看護懷孕的雇主阮小姐，選擇讓看護安安在台灣工作到生產。「因為安安說，孩子生完沒幾天她就可以回來我家工作了，孩子會托別人照顧，所以我就覺得還好。」
阮小姐的兒子患有重度自閉症，從特殊學校畢業後，進入日間照顧機構，不久就因為問題行為被「請回家」。阮小姐嘗試多種照顧模式後，決定聘僱看護移工，那時仲介帶來的就是安安。
安安高大壯碩，個性也大而化之。「雖然不夠細心謹慎，但也因為這樣的個性，才沒被我兒子嚇跑。」後來安安懷孕了，家人都反對讓她留下來。但阮小姐覺得，好不容易找到人可以照顧兒子，換個人如果無法適應，問題更大。
「可是到快要生產的時候，安安竟然說要休產假！」阮小姐才知道，因為家庭看護工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雇主必須給予八周產假。雖然安安產假期間，雇主沒有給薪水的義務，但擺在眼前的就是兩個月的空窗期。
「請台灣人一天兩、三千太貴了，我們也不想違法聘僱逃跑外勞，只好一家人輪流顧。」阮小姐仔細數算：「還好那時候我的特休假還很多，之前加班也累積了補休，先生學校也在放寒假，還有我媽媽幫忙，就這樣勉強撐過來。」
托育、安置皆無門，讓移工帶著新生兒工作？
安安產假即將結束，阮小姐才發現，更嚴重的問題在後頭：安安沒錢請人幫她帶孩子，也沒錢把小孩帶回家。阮小姐只好跟安安一起想方設法安置她的孩子。
阮小姐到處打聽，有哪個單位能幫忙短期安置移工的小孩，讓安安存夠錢以後再帶孩子返鄉。然而不論是社福團體或育幼院都表示，他們只能收政府指派的案件，不能自行收案安置。而所謂政府派案，就是被移工遺棄或虐待的孩子。「但是安安沒有要遺棄她的孩子啊！」
「安安還一度在網路上找到人說要照顧她的小孩，但不許她探視。聽起來怪怪的，我們很擔心是拐賣嬰兒的犯罪組織。」
走投無路下，阮小姐接受安安帶著孩子回家工作。安安每天揹著小的照顧大的，阮小姐看了於心不忍，下班後也經常與她換手。「安安的孩子好像知道媽媽處境很艱難，不太會哭鬧。」阮小姐感嘆道。
但安安實在太累了，就決定把小孩送回菲律賓讓親戚協助照養。「小孩要辦什麼文件、疫情期間返鄉再入境要辦什麼手續，仲介都一問三不知。」阮小姐說，自己做了很多功課，安安也揹著孩子到處跑手續，才終於在小孩四個月大的時候，將她送回家讓親人照顧。
阮小姐儘管承受了許多人不願意承受之苦，卻不曾說過一句「我們對安安很好」。面對移工懷孕，很多雇主罵政府給移工太多權利，阮小姐卻希望政府能夠把勞雇雙方都接住。
回憶起這段被政府和仲介「放生」的日子，阮小姐語重心長的表示，如果要政府長期安置移工的小孩，可能也難有社會共識，但至少要有短期的緊急安置措施。不然移工產後找不到人幫忙，所有的責任都是雇主在承擔，真的很不公平。
讓移工在台生養，就是好雇主嗎？
安安回到工作崗位上，恢復了懷孕生產前的工作狀態。她說：「孩子是我現在努力工作的動力。」明明是狂風暴雨席捲了一整年，塵埃落定後，阮小姐和安安接受訪談時，卻顯得雲淡風輕。
安安的孩子名字是Aihua，顯然是中文的發音，「那是Love Flower的意思！」安安的語氣終於有了一點溫度：「是朋友的老闆起的名字，本來我想叫她Patricia，但Aihua也很好聽。」她這麼一說，好像在台灣出生的外國孩子，有個中文名字也是很平常的。
在台灣出生的外國人孩子，享有跟台灣孩子相等的權利和福利嗎？安安產後無頭蒼蠅般地尋找育兒資源，到頭來卻只有雇主在幫忙她。
那麼，對安安而言，阮小姐是個很好的雇主嗎？
挺著孕肚、揹著孩子工作的辛苦，都是自找的，安安並沒有覺得自己無辜。「知道自己懷孕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必須為她奮鬥。」不只是身為移工的處境需要她堅強，由於Aihua的生父不願意承認她，安安只能自力撫養Aihua，承受龐大的經濟壓力。
台灣長期缺工，疫情期間因為邊境管制，供需更加失衡，安安聽說很多看護移工都獲得加薪，有的雇主甚至出三萬的高價求才。「我也很掙扎要不要換工作。可是為了阮小姐，我選擇留在這個家裡，至少要把三年的契約走完。」
雇主讓看護放產假的犧牲，容易被台灣社會看見，但安安不希望，她為雇主做出的選擇，被當成理所當然。
註：本文所記述之移工姓名為化名，訪談以英文或移工母語進行，引述皆經過翻譯後並潤飾為較貼近台灣政策的用詞。
〈移工生養這條路〉系列報導
本專題報導為 願景工程 – 2022 獎助採訪伴飛計畫 獎助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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