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一】福祉經濟聯盟共同創辦人Katherine Trebeck：經濟持續成長，是否真的代表人們過得更好？

MIT REAP是由MIT史隆管理學院推動的國際合作計畫，藉由與城市/區域合作，在全球推動具備創新成長引擎的創業生態系，以期提升城市的發展動能；自2012年至今，全球超過90多個城市參與。

花蓮作為MIT REAP第11期入選城市，特別邀請到「福祉經濟聯盟(WEAll) 」共同創辦人Katherine Trebeck 博士、MIT REAP共同創辦人Scott Stern教授、MIT REAP講師Lars Frølund…等來台分享。

願景工程摘選Hualien REAP Forum 2026其中六位講者的精采分享，帶讀者認識新經濟典範--福祉經濟及MIT REAP的使命導向創新。

編輯

當GDP、企業獲利與生產力持續被視為衡量發展的重要指標，一個更根本的問題也愈來愈難忽視：經濟持續成長，是否真的代表人們過得更好？

福祉經濟聯盟共同創辦人Katherine Trebeck認為，真正需要重新思考的重點，是經濟體系究竟為誰服務。對她而言，經濟不該是最終目的，應是一套滿足人與地球需求的「生活供給系統」。

Katherine形容，台灣是 GDP成長上的「搖滾巨星」，但在龐大財富背後，伴隨著經濟落差。如果龐大經濟財富無法回到服務人民，這個體系究竟為誰設計、又為誰運作？

有些人富有到什麼都做得到，有些人卻窮到什麼都做不了。

GDP成長不等於過得更好，經濟究竟該為誰服務？

以蘇格蘭為例，Katherine說明一個國家即使在GDP上屬於富裕經濟體，也不代表每個人都能分享成長成果。她提到，格拉斯哥的公共衛生研究曾將男性平均壽命標示在火車路線圖上，從較富裕的西區往東，每經過一站，男性平均壽命便下降約兩年；城市兩端相差十四年，最東區甚至只有約五十四歲。

這不只是健康不平等，更暴露了GDP的侷限。如果經濟成長沒有轉化為更好的生活條件，再亮眼的數字，也無法讓人們真的過得更好。

Katherine也提到在澳洲生活所見，當地的礦業、房地產與金融服務創造龐大財富，大城市街頭卻依然可見無家者露宿。綜合這些國家的景況，Katherine概稱為「繞遠路」 （the long road option）：先追求經濟擴張，容許過程中產生社會與環境傷害，再透過稅收與公共支出回頭修補。

制度一方面製造問題，另一方面又投入更多資源善後。

不只在財富分配上，當經濟活動持續擴張，對自然環境的壓力也同步增加。Katherine引用「地球健康檢查」（Planetary Health Check）團隊以氣候、生物多樣性、淡水等九項面向，衡量地球系統可承受人類活動的界限，其中已有七項遭到突破。這意味著單靠事後修補，或是在原有經濟模式中加入更多永續措施，仍不足以處理問題的根源。

因此，我們要重新思考的是，經濟存在的目的。Katherine認為，經濟應嵌在社會之中，而社會又存在於自然環境之內。

「福祉經濟是一套被根據目的而設計及運作，用來滿足人與地球需求的經濟體系」。而福祉經濟聯盟進一步將這些需求歸納為尊嚴、參與、公平與目的，並把自然置於核心。換言之，經濟不是最終目標，而是一套服務人與地球的「生活供給系統」。

重塑拼圖的四個 P，讓福祉經濟走向實踐

要讓福祉經濟從概念走向實踐，Katherine 將它比喻成一幅巨大的拼圖，而最容易開始的方法，就是先找到四個「P」：目的（Purpose）、預防（Prevention）、預先分配（Pre-distribution）與人民力量（People Power）。

「目的」是要求重新回答經濟要培育什麼，而且我們不能只看 GDP、短期獲利與股價，更要衡量活動對人與地球的影響。「預防」主張把資源放到問題上游，避免傷害發生與事後龐大的財政代價。「預先分配」則是去挑戰先創造財富、再透過稅收重新分配」的邏輯，主張在市場形成結果前就把公平納入制度，例如建立勞動合作社（worker-owned cooperatives）讓勞工擁有資本，或是讓商品價格反映環境與社會成本。人民力量則要求轉型不能由上而下強加，而要透過公民議會、參與式預算與工作場所民主，讓受影響的人真正參與決策。

全球已有政府與企業開始拼起這幅拼圖，就像瑞典透過稅制鼓勵維修而非丟棄；美國波特蘭對執行長與員工薪資差距過大的企業加稅；法國限制可由短程鐵路取代的國內航班。企業端也出現不同嘗試，例如 荷蘭的Triodos Bank以可拆解、再利用的方式打造總部；威爾斯的Faith In Nature 則在董事會中為「自然」設置代表席次，所以每一項董事會決策，都有人在會議桌上為自然發聲。

更具象徵意義的是南澳洲政府，直接在幾年前發布的經濟聲明中提出，要打造「適合未來並服務全體南澳人福祉的經濟」，並以再生能源、有意義且公平報酬的工作，以及下一代將繼承的環境作為成功標準，而非只看傳統經濟數據。

然而 Katherine坦言，目前這些實踐仍像散落一地的「樂高積木」：好的企業、政策與地方實驗很多，卻彼此分散，尚未形成改變整體經濟體系的規模。

原因在於，人們仍習慣把經濟視為目的，而非服務人與地球的工具。

在制度之外，還需要願意改變的人

把視角從經濟制度拉回企業內部，Katherine指出，改變不能只靠策略、流程與報告，若組織裡的人沒有真正認同，制度最終可能淪流於形式。

1990 年代，她以澳洲礦業巨頭 Rio Tinto公司為例，高等法院推翻殖民時期「澳洲原本是無人土地」的法律虛構，承認原住民族土地權利。當礦業界擔憂判決衝擊時，Rio Tinto 選擇與原住民社群合作、面對新的土地權利。

Katherine研究這段歷史時發現，當時一位推動改變的高階主管，早年曾在布干維爾島（Bougainville）目睹企業與地方社群的激烈衝突，甚至發生輸送管線遭炸毀的事件，使她看見忽視社群的具體後果，也相信改變是「正確的事」。但光靠信念不足以改變企業，她仍需要商業理由、策略與流程支持；反過來說，若只有制度而沒有人真正相信，策略也會僵化成形式。

所以，當制度策略獲得支持且人們熱情地投入改變，此時，「魔法」就發生了，Katherine如此形容。

召喚內心的三歲小孩，不斷追問「為什麼？」

「召喚你內心的那個三歲小孩。」Katherine留給創業者一個簡單的提醒。

正因為孩子總會不斷追問「為什麼？」，創新者也該如此，就會一路往上游追問到根源。當「為什麼」問得夠深，最後面對的往往就是整個經濟體系。

因此，創業者真正該問的不只是生意能不能賺錢，而是為什麼要做這件事？誰會因此受益？又可能產生哪些非預期後果？商業可行性應該成為回應系統性危機的力量，而不是從人與地球面臨的問題中獲利。

這也是福祉經濟試圖重新回答的核心命題：成長，是為了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