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涉及談論性暴力議題，恐造成閱讀者替代性創傷，未成年者不宜閱覽，成年者請斟酌自身狀況評估是否繼續閱覽。
教官趕到後，帶我到學區的派出所報案。「我們等下去前面的派出所喔。」「等下員警會載你去醫院。」我任由教官帶我去警局備案、員警帶我去醫院驗傷。過程中沒有人問我要不要報警，沒有人告訴我之後會發生什麼事。
在我開口、向學長說出我的遭遇之後，這一切就自動地發生了。這些都不在我理解與預期之內。是法律、體制自動向我走來；這過程是如此粗糙，讓我疼痛不已。
醫院驗傷：彷彿被外星生物強姦
在醫院急診室，護理師帶我到診間。坐下後，她先要我填寫個人資料，接著詢問我各式各樣的問題：什麼時候發生的？對方有戴套嗎？來之前有沒有洗澡？有沒有抵抗，像是用指甲抓對方之類的？
我說，前一天對方有逼我用嘴巴，再前一天他有進來。我沒有抓對方，我沒有抵抗。我心想，好像應該要抵抗的，護理師好像期待我要抵抗。
印象中，護理師要我把長褲、內褲脫下。「內褲也要！」她特別強調。接著要我坐到一張血色的皮椅上。「唰──」一聲，粉色的布簾拉上，只剩下我自己。我把衣服褪下，用指尖把內褲拎到旁邊的籃子，把長褲疊好，壓在內褲上。
我坐在皮椅的前側邊邊，雙腳併攏在一起。
護理師進來後，指示我把雙腳放在椅子兩側扶手處的小架子上。我遲疑了好幾秒，擔心兩腳各放一邊，不就等於被大家看光光？
那是我第一次做婦科檢查，身體有點不自在。
「再坐上去一點！雙腳再開！再開！對。」護理師連聲催促。我的大腿內側似乎快抽筋了。護理師開始擺弄燈光，所有的光源都集中在我的陰道，我感覺自己的陰道在那一刻被用放大鏡檢視。
後來護理師把一爿粉紅色的小簾子，立在我的肚子上，我不再看見自己下半身的裸露，也看不見男醫師的表情。老實說，我鬆了一口氣。
可是下一秒，一個冰涼的東西進到我的陰道，並逐漸撐大。男醫生要我「放鬆」，但這實在很難──有一個金屬質感的東西在我的陰道裡，把陰道撐大，有棉花棒還是什麼的在陰道壁上刮弄。我感覺自己好像在被外星生物強姦。
內診結束後，我獲准穿上褲子。護理師再度問我，是否還有其他對方碰觸過的地方。我想了想，我跟護理師說，他還有親我胸部。我撩起衣服，小小的棉花棒繞著我的乳頭轉了兩三圈。驗傷結束後，護理師似乎說了性病檢查的通知事項。我無法認真聽，陰道跟胸部冰冷的感覺還殘留在我的感官和腦袋裡。
依照現行規定，若是在七天內遭受性侵害，警方會要求倖存者到醫院驗傷，檢測是否懷孕、染上性病，更重要的是，留存證據。舉凡陰道冠（俗稱處女膜）有無撕裂傷、陰道是否驗出被告體液，都要仰賴第一時間到醫院驗傷採檢留下的證據。
由於檢驗需要進行陰道內診，如果倖存者沒有心理準備或內診經驗、醫護也沒有適當的說明各個步驟及必要性，內診採檢過程會極為難堪與難受，非常容易就聯想到性侵害經驗，並感受到類似的傷害感受。
聽到我驗傷的遭遇，一位在南部醫院服務的資深醫務社工G表示，在平日上班時間沒有醫務社工陪同就做性侵驗傷，肯定不符合規定。「我一定會把驗傷的器材擺出來，一個一個解說，尤其是內診的鴨嘴。因為這個過程是很傷害的，即使我生過小孩，我都覺得那個很難堪。」社工G認為，在採檢的過程因為涉及身體的碰觸，更需要有細緻的解說，才能確保倖存者身心都已有準備。
此外，醫療人員的態度也至關重要，勵馨台北分所社工B說，自己曾碰過服務個案去急診室驗傷時，急診室護理師大聲地說：「你就是那個性侵害個案吼，你去那邊坐。」當場讓服務個案被門診區的所有人盯著看。社工B強調，這不是只單一個案，還有其他倖存者也碰到類似的經驗。
在驗傷時應該需要隱私、隔離的操作，讓倖存者清楚知道不會有其他人會聽到檢查時的對話、猜到發生了什麼事。這需要醫護人員理解倖存者的創傷，知道倖存者在這時更需要隱私的「創傷知情」素養。
警局筆錄：反覆被質疑有沒有說謊
從醫院回來後，我被帶回派出所做筆錄，在員警平時辦公的桌子旁，是一個開放空間，旁邊的人都可能聽得見。筆錄開始後，警察對我發出一連串的問句：
發生在什麼時候？凌晨？凌晨幾點？對方是誰？是這個人嗎？他對你做了什麼？你有反抗或掙扎嗎？你們是什麼關係？有情感關係嗎？你為什麼跟他們同住？黑社會背景？他有說是什麼會或什麼幫嗎？你說一周幾次？
員警問，我就答。我盡我最大的努力，讓自己表現的冷靜又正常。當時的我以為，要讓自己看起來有條理又堅強，才能營造我是個「配合的當事人」。
可是當筆錄結束後，陪我到警局的媽媽把我拉到一旁：「剛剛筆錄時，你為什麼笑得那麼開心？」我說，因為覺得這一切都要結束了，所以很開心。可是媽媽說，我的笑可能被誤會，「剛剛警察就有在講，怎麼來報案，還笑得這麼開心」。
我不知道，連笑都是一種罪。
根據警署規定，每個警政單位都要有性侵害專責人員，且每年必須有6小時的教育研習。但6小時的研習究竟足不足夠？一位在台北婦幼隊的員警表示，婦幼隊每天都接觸性侵害的案子，所得知識已經超過這6小時。但她也認為，對於某些單位來說，一年可能只有個位數的案件，甚至數年才需要做一次性侵害筆錄，對於訊問、筆錄注意事項，不如專責人員熟悉，就需要透過研習再複習，因此專業度相比於婦幼隊，確實有所落差。
由於分局、派出所不只受理性暴力案件，就相當仰賴各個承辦員警對於性暴力案件的敏感度，如果有幸遇到有「創傷知情」、同理創傷反應的承辦員警，真的是種福氣，能降低許多不必要的二度傷害、社會審查與自我責備。
舉例來說，勵馨台北分所一位社工B就轉述，七、八年前陪一位未滿16歲的小男生去分局做筆錄，員警不斷確認他是否犯罪，他明明已經說了事實；那位警察還說：「我現在把錄音關掉了。你老實跟我說，你到底有沒有做？」
勵馨台北分所的社工B也轉述其他兒少倖存者筆錄時的負面經驗，負責員警問倖存者：「你要告的是性侵害，這個罪很重喔，你確定事情是這樣？」孩子告訴社工B，明明他已經說了實話，還要一再反覆確認，甚至質疑是不是說謊，內心很受傷。
走上法律途徑，做筆錄是必要的， 台北婦幼隊一名女性員警解釋，「人、事、時、地、物」這些問題上法庭也會再問一次；她們也會盡量站在被害人的立場，對這些問句加以解釋，像是：「我想知道為什麼你沒有馬上說出來呢？考量是什麼？」
然而，對於倖存者來說，做筆錄的過程要反覆回想受暴經歷，過程中的保護與尊重，往往會因為人力、空間、專業、行政流程等造成二度傷害。
在最理想的「減述」制度下，倖存者只需進行一次筆錄，不必反覆重述痛苦記憶，但現實並非如此。
每次重述受暴經歷都是一種傷害
在完成第一次筆錄的兩個月後，我又去了分局補做第二次筆錄。那名員警重新問了事件細節，還說因為我提供的電話錄音，他聽不懂，要我自己打逐字稿。即便我一聽到那個男人的聲音就想吐，我還是撐著，把那些逐字稿打完。
其實，目前的法律規定有「減述」規定，在未成年、心智障礙者或或特定情況下，可以減少被害人要重複陳述筆錄的次數。減述的特色在於，在報案一開始即讓檢察官指揮，包含筆錄問什麼、該朝向哪個方向蒐證，都會讓檢察官決定。由於檢察官已經知悉案件，便毋需在警察局、地檢署一再重述筆錄內容。
不過，台中家防中心的社工E說，法令要求「減述」的保護意義，在現實的偵查中仍然無法落實。採訪中，許多社工都提到，「幾乎不可能只做一次」，不論是被告有了新證詞需要核對，還是第一次筆錄沒有詢問到的細節要再補齊......，各式各樣的理由都可以要求倖存者再次陳述，再次召喚不願再想起的回憶。
要避免被害人重複陳述所帶來的二次創傷，並兼顧司法偵查的查證要求，實屬兩難。
新北家防社工D認為，即使進入「減述」程序，仍可能相隔兩、三個月後再開偵查庭，問題可能和警察筆錄的問題相當接近，「要倖存者再說一次細節，最後往往變成一種『測驗』──為什麼倖存者在警局說這樣，在地檢署又說得不一樣。」
地檢署：「當可輕易呼救......」，不起訴
隔幾個月之後，檢察官叫我到地檢署開偵查庭。我們在一個有L型沙發跟茶几的房間「聊天」，檢察官叫我放輕鬆，照實回答就好。
然後，又是一連串的問題：你們第一次的時候，你反抗了嗎？你可以抓他、踹他下體、跳下車，為什麼你沒有？ 你說對方以一星期2到3次的頻率對你施暴，你能證明嗎？
檢察官還不忘提醒我：「對方有請律師，要小心講話，要小心被告。」
我聽到我說：「有一次合意，其他都不合意。」我好像看到檢察官嘴角的笑意。
不久後，偵查結果出來了：不起訴。
果不其然，不起訴書上寫著，嫌疑人聲稱我們是交往關係，我是因為無法平衡自己被當成小三才會報警，而且他的女朋友從頭到尾都知情。相比之下，我的證詞薄弱太多。
我能理解因為沒有足夠證據，所以無法起訴。但我憤怒的是，檢察官陳述的這些理由，潛藏一種暗示──「當我受傷，我會逃跑，沒有逃跑就是沒有受傷。」
這些理由，我不服氣。
早在民國88年，刑法第221條修正時，就將性犯罪的「致使不能抗拒」更改為「違反其意願」，但這樣的觀念卻仍潛藏在各式各樣不起訴書或判決書中。所以必須證明傷痕，要有傷痕才能證明「不能抗拒」。但「違反意願」又該如何證明？
根據統計資料，約有一半的妨害性自主案件會被檢察官以證據不足而決定不起訴，一旦起訴，被判刑的機率就有七成。性侵害作為一種「密室犯罪」，在證據稀缺的情況下，不是無罪，就是3至10年的有期徒刑。倖存者的證詞勢必被用放大鏡檢視，在法庭上也勢必會被攻擊。
勵馨高雄的社工F也說，她有位個案到男性友人家吃飯後，先被男性友人毛手毛腳，後來遭到性侵。「檢察官就問倖存者：『當對方開始對你毛手毛腳，你有機會離開，為什麼你當時沒有求助？』那位倖存者對這句話相當在意，一直詢問我，她是不是解釋得不好？」
除了要面對外界對「不求助」的質疑，倖存者的證詞也常會受法官及檢察官的臆測。
紀姓家事律師就說，曾遇過有當事人因為把性侵過程描述得相當清楚，結果法官或檢察官認為描述過於特定、清楚，因而質疑當事人蓄意說謊，事先都編好了，才會這麼清楚。另一種情況則是當事人被性侵時意識不清，在第一時間陳述時記憶很片段，後來又想起更多的細節，卻被質疑是加油添醋。
記得清楚、記不清楚，都不可以。
勵馨台北的社工B表示，一旦到了法庭上，人證跟物證都會被「去脈絡化」地檢視，會把口述的記憶當作是一個物證，反覆檢驗跟考驗這個「物證」的質地。「那對於我們的個案真的是很痛苦，因為他就已經不想回想了，可是還是要被逼迫要講得很細。」
律師黃致豪也說，當性侵受害者被加害者當作一個施暴物件的時候，是一種物化，「當人進入了司法程序，那是另外一種物化。」如果又遇到很糟糕、沒有性別意識的警察、檢察官、法官，整個司法程序就成了體制化的傷害。
倖存者：只是想求助，一定要被通報嗎？
根據現行的《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規定，當醫院、學校、村里長、警察、社工等單位得知有疑似性侵害的案件時，必須在24小時內立即通報主管機關。
因此只要倖存者對外求助，無論個案的意願如何，都需要被向上通報，如果有明確的人事時地物，多數情況都會被送交給警方，進入司法程序，而性侵害案件又屬於「非告訴乃論」，因此進入司法程序後，無論倖存者願不願給外人知道這件事，都得配合做筆錄、驗傷、出庭，由不得倖存者說「不」。
不過，許多社工也提到，《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規範通報義務，但沒有罰則，所以仍然存在可以不通報的模糊地帶。但對於未成年的性侵害案件，若未通報則會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遭受處罰。
的確，採訪中的每個社工都會提到，確實會遇到有些被害人只是想對外求助，停止被侵害就好，他們不想進入司法制度中，只想早點結束身心折磨。
現行制度下，倖存者一旦對外求助，學校、社工、警察等單位都有通報義務，自動進入司法程序。倖存者的消極應對措略，包括可能是不到警局應訊、做筆錄，警察會在兩次傳喚不到後，移交給地檢署。檢察官可能因為案情不明確，就此簽結。但究竟「案情是否明確」，取決於檢察官，當事人無法置喙。
在收到檢察官的不起訴書後，我有七天的時間可以決定要不要申請「再議」，我決定，到此為止。
不申請再議的理由很複雜。包括我缺乏證據能證明他對我的操控，也難以面對司法體制對我的反覆檢視。這些都讓我在絕望與希望間擺盪，我已不想再困在不堪回首的噩夢裡，不知何時才能醒來。
我想，就這樣吧。當初告訴學長的時候，我也只是想離開受人控制的生活；走上司法調查與訴訟，並非我的選擇。
停下吧。我不用繼續承擔更多司法拷問，也可以如願回歸本來的生活。停下吧。
然而，焦慮、害怕並沒有消失。往後長達七年的時間，每當我看到與「那個男人」體型相似的男子，我總會不自覺地心悸，旁人問我為何突然臉色慘白，我無法回答。創傷復原之路，如許漫長。
【代價：倖存之後】系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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