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涉及談論性暴力議題，恐造成閱讀者替代性創傷，未成年者不宜閱覽，成年者請斟酌自身狀況評估是否繼續閱覽。
我原本以為報警之後，自己就能脫離那場惡夢，回歸正常的生活。然而，焦慮、害怕並沒有消失，往後長達七年的時間，每當我看到與「那個男人」體型相似的男子，我總會極度焦慮、在路上看到與他的車子類似的汽車，我都會低頭加速遠離。種種的「創傷後症候群（PTSD）」症狀一再地襲擊我，直到八年後我才漸漸走上復原的道路。
心理諮商：她也不知道怎麼幫我
在報案的兩三天後，學校幫我安排了一位諮商中心的心理師。一周一次，我會到諮商中心，在大概兩坪的會談室裡，和心理師聊上50分鐘。在十幾次的會談中，我只記得那位心理師很常反問我：「為什麼？」
舉例來說，有一次會談，我談到自己「底線很低」，只要狀況不危及生命，我就能夠忍受，不過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心理師就回應：「對啊，為什麼呢？」那天我們的討論就到那為止。
每次在諮商中心會談結束，我總需要花上一個星期的時間，消化我在會談室接收到的疑問：「為什麼呢？」原來諮商是這樣的嗎？充滿反覆詰問與千百個為什麼。
報案後半年，我從諮商的過程逃走了。我跟心理師說，可能要轉學。她便俐落地結掉我的案子。
社工：一通電話就結束的協助
回想起來，在報案幾天後，社會局的社工也有打電話給我，她說，因為接到通報，所以打來關心我。她問我：「你需要什麼協助嗎？」我說：「應該沒有吧。」她確認學校已安排心理師給我後，我們便結束了對話，再也沒有連絡過。
後來我才知道，那句「應該沒有」，讓我錯失與社工討論案情、個人諮商、律師補助、庭前準備的機會；我也錯失在法律上完整表達自己看法的機會。
事實上，社工能做的事情很多：可以陪倖存者驗傷、做筆錄，協助通報家防中心、評估安置需求；若有需要法律、心理諮商的協助，社工也能連結相關資源，幫助倖存者向政府或其他合作機構申請補助。
這些是社工能做的事。但當時的我完全不知道。我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麼，因為我連自己可以得到什麼都不知道。
不知道如何向外界求助，是我的錯嗎？
「資訊」經常是倖存者最缺乏的東西。無論成年與否，很多倖存者可能都和我一樣，對於性侵害的法律規範和權利救濟一無所知。
律師黃致豪曾經說過：「99%的被害人在接觸到公權力的時候，沒有辦法有資訊知情權。」如果能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哪些是法律上的義務與權利，倖存者才能在衡量之下有所選擇。有所選擇，才能認知到自己有力量，而這正是復原的關鍵。
新北家防性侵組社工K就認為，當倖存者進到通報系統，接收服務時，不僅僅是被動接收，而是能「選擇是否接受、接受哪些服務」，才能拿回自己的主控權。
不過，K也說，以目前每位社工的工作量，社工很難主動去瞭解每位個案所需要的協助；特別是沒有表達求助意願的成年個案，案子通常很快就結掉了。
根據衛福部規定，一位保護性社工每月的合理工作量約為25案。但我訪問的家防中心中，有些縣市的社工服務案件高達40至60案，幾乎是合理負荷量的兩倍以上。
每個月有40案會是怎麼樣的狀況？以每個月工作22天計算，每個倖存者所能分到的時間約是半天。若是40案中有新開案，需要訪視、陪同偵訊、陪驗傷等需要更長的工作時間，那麼其他個案能分配到的時間就會變少了。
身上揹著逾45件個案的台中家防社工E說，一天工作就是八小時，還經常加班、睡眠都不夠了；但案件一直進來，「要訪視、要調查、要提供服務、又要資源連結。」能夠留給自己的時間非常少。社工既是奔走各地、訪視個案的體力活，更是承接創傷與難題的情緒勞動，需要時間修復自我。但有時，這是奢求。
對社工來說，除了提供對人的服務，純粹文書工作的「登打報告」是沉重的負擔。政府如火如荼推動「社會安全網」的建置，衛福部要求社工每訪視一次個案就要打一次報告，本意是希望帶給個案有品質的服務，但龐大的文書工作量卻也幾乎壓垮個案量爆多的社工。
桃園家防中心社工督導J表示，登打報告是社工很大的壓力來源，因為「太花時間了」。勵馨高雄一位社工F說，「有時候社工花在電腦前面的時間，可能會比訪視個案的時間多。」
忙碌的社工無暇接住每個受傷的人
如果成年倖存者並不想求助，不同縣市不同社工有不同做法。桃園家防中心社工J說，提供倖存者該有的求助資源後，「讓他知道他可以再回來找我，不會因為結案損害他的權益。」
另一位新北家防中心的社工D則表示，若是個案沒有明顯的求助意願，或是個案狀況相對比較穩定，就會很快地走到結案。
採訪過程中，許多社工都提到「社會安全網」的諸多要求，使服務倖存者的過程更加困難。衛福部訂定的服務量、開案量、通報量等績效指標，未必能反映個案的真實需求。
當社工與績效數字、時間賽跑時，倖存者可能就成為被迫配合的工具。
或許正是因為社工的人力不足，我才會遇到一個很忙、一聽到我說「應該沒有」，就此結束協助的社工。當初如果他能告訴我，我依法能有什麼權益，或許我就能少掉許多折磨。
長達七年的自責與自我厭惡
在報案以後，我過了好長一段意識渾沌的日子：每天都以為自己會死，走路時希望被車撞飛；瞥到與痛苦記憶的相似之處，腦袋就開始自動重播，一遍一遍問著自己：如果當初我做了、或不曾做什麼，一切會不會不一樣？
我始終害怕異樣的眼光，卻渴望溫暖的擁抱；我總是很快地進入曖昧或交往關係，卻無法打從心底信任別人。在性暴力事件發生後的五年中，我交往過八個伴侶，最長一年，最短一個月，都是我提分手。
我難以愛人，當對方說愛我、喜歡我，我會聽而不聞。認為那只是他們不夠瞭解我。一旦他們知道真實的我，就不會再喜歡我。儘管在交往前，我都會吐露自己的受暴經驗，但我從沒真正相信過他們溫暖的反應。我無法打從心底信任別人，無論是點頭之交、家人、朋友、還是情人。
在往後的性經驗中，我的身體總是被迫想起那段揮之不去的受暴經歷。我以為自己可以透過其他經驗去覆蓋過往之惡，我曾沉迷於性快感，卻愈來愈憎恨自己的身體。
我討厭自己一撫弄就潮濕，也討厭自己喜歡被綑綁的性癖。我討厭自己嗜痛的體質，也討厭自己喜歡強勢的性愛風格。我討厭自己喜歡性愛。一旦將這些快感與曾經的強暴經驗連結，我就會不自覺噁心想吐。
我怎麼可以喜歡上，近似於強暴的性愛？每次高潮彷彿都在告訴我：我活該。
我花了四年的時間近乎狂熱的懲罰自己，幾乎滿檔的打工，讓疲累把自己壓垮；獨自一人騎上六、七小時的車，追尋孤獨的平靜。我從未覺得自己真的好起來過，似乎一直停留在18歲，永遠沒有長大。
事發九年之後，我才終於理解，原來我在強暴中受過一次傷，在向外求助的過程中再受一次傷，這些傷痕深刻影響著我與世界的互動。不是只有我，許多遭遇過性侵害的倖存者，往後的情感、性關係，總存在著難以跨越的牆。
勵馨高雄的社工F告訴我，性侵害的倖存者所受到的傷害，不只是性暴力本身的傷害，更多是情感關係上的傷害；當倖存者帶著困惑成長，人生後來的朋友關係、人際關係、親密關係，也都會跟著受傷。
期盼我的故事能幫到更多性暴力的倖存者
從18歲到現在十年了，經過了這麼多年的自我責怪與自我憎恨後，我才終於能夠理解，自己所遭遇的是所謂的親密關係性暴力，類似家內的性侵關係。
他對我實施的是典型的性誘騙，先是逐步讓我喜歡上他，用漸進的肢體動作讓我產生「他是不是喜歡我？」的幻覺，性侵我後，再利用我對他女友的愧疚感，讓我不敢聲張，讓我陷入自責、「不知道自己在幹嘛」的狀態。
諮商心理師跟我說，「他在找一個獵物，而你天時地利人和成為了那個獵物。在那個局裡面，你只是一個小朋友，怎麼可能知道自己在這個局裡面？今天成人都不一定知道自己在這個局裡面。」
心理師說，從她多年在性侵害領域服務的經驗，漸漸認知到「倖存者需要認知到過去的傷害，不是來自於自己犯錯，而這往往具有重大的意義。」
新北家防中心社工D也說，所謂復原，就是可以接受過去的自己，開始有一點點能量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僅此而已。
曾任婦幼組主任檢察官的楊碧瑛曾處理多起家內性侵案。她說，有些加害者是阿公、爸爸或哥哥上，受害者當時可能根本沒有意識到那是性侵害、那是犯罪，直到有一天長大了，某個契機，才會理解到：啊，原來那是什麼。
她說，當事人常因為時間久遠、而失去證據，或是記憶模糊，導致最終司法的審判不如預期；也有可能檢察官跟法官都相信他的說詞，但是在法律上就沒辦法判加害者有罪。
訴說性侵事件，不是要聽別人指點我：「如果當初如何如何，就不會發生這些事情了。」我花了許多的年歲，才終於弄清：是他的意圖、他的行為、他對我的控制與傷害，才是問題的根源──錯的是他、而不是我。
也唯有我願意放過我自己，才能真正地走上復原的道路。
復原之路，如此漫長。當我在25歲那年終於可以向周遭的親朋好友、向大眾說出經歷，才發現我一點也不特殊——受到性暴力的人何其多！我是比較幸運、已經脫離危險處境的那個。
2022年，我在網路創立了「暖暖Sunshine」平台，期望有一個性侵害倖存者的匿名社群，可以不帶批判、譴責地交流，討論自己在求助時遇到的困難，討論司法系統的流程或經驗，討論關係中「合意」與「不合意」的錯綜複雜。
發生性暴力後，世界彷彿沒有光明。平台之所以叫做「暖暖Sunshine」，是希望在黑暗的日子裡，也有一束微小的陽光；即便受過傷，倖存者也有力量，能夠自助、互助，也能閃閃發光。
【代價：倖存之後】系列報導
本專題報導為 願景工程 – 2022 獎助採訪伴飛計畫 獎助作品——
願景工程於2022年舉辦「獎助採訪伴飛計畫」，提供每件作品獎助金，協助想要寫出好報導的人，完成報導任務。歷經超過半年的打磨，完成作品陸續和讀者見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