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告：本文涉及描繪性侵過程，恐造成閱讀者替代性創傷，未成年者不宜閱覽，成年者請斟酌自身狀況評估是否繼續閱覽。
在外公住的那棟房子裡，外公會把阿狼帶到儲藏室、房間、廚房──無論是哪裡，總之是當下沒有其他大人在的地方──開始摸阿狼的胸部及下體。接著脫掉褲子，將生殖器放到阿狼的身體裡面。
外公從不避諱在小孩面前展示性行為，阿狼遭受侵犯時，有時表弟表妹會旁觀。阿狼也不是第一個受害的孩子，同輩表兄弟姊妹跟阿狼提過，外公對他們做過一樣的事情，甚至阿狼媽媽小時候也曾被侵犯。
阿狼今年已經23歲，想起當年發生的一切，他說當時覺得外公的行為很奇怪：「我一直不知道他為什麼要『尿』在我的身體裡。」但外公要阿狼不要跟其他人說，他覺得要尊重長輩，沒有多言。
直到小學五年級，阿狼在課堂上學到「性侵害」的概念，才驚覺：「這件事情好像發生在我身上耶！」等到外公又想拉他走的時候，他拒絕了。外公沒有再強迫他。
外公的行為停止了，阿狼也沒跟其他大人提起這件事。但國一某天，阿狼在科任課上因為身體不舒服趴在桌上休息。科任老師發現後，找阿狼過去聊聊，結果他不經意間向老師透露，外公之前會對他做一些「感覺不是很好」的事情。
這件事，就此不再是秘密。
通報那天，世界天翻地覆
阿狼回憶，當時科任老師一聽完，就說他要先跟班導師講，後來又換班導師找自己了解詳細狀況。導師聽完後，跟阿狼說法律規定要通報，不然老師會有連帶責任。「他就去通報了。」阿狼說。
根據《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規定，對於疑似遭受性侵害、性騷擾的學生，老師需要進行「校安通報」與「法定通報」。前者是向教育部的「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通報；後者則是透過衛福部系統，讓所在縣市的「家庭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得知並介入。
這個秘密從阿狼五歲開始，已經跟著他八年。老師猝不及防的通報，讓阿狼的生活迎來天翻地覆的改變，他不得不面對所有人的目光，24小時內，媽媽、老師、主任、警察都知道「阿狼疑似被外公性侵」。
做筆錄時，阿狼一度覺得好混亂。檢察官仰賴阿狼提供證詞，阿狼卻早已將這些回憶摒除在腦海之外。因為長年遭受性侵，阿狼早早就發展出自己的防禦機制──解離。當他的身體感受到外界的危險，就把自己的感覺收回來。當阿狼被問到事件發生後的感受，他通常會說「忘記了」或「我沒有感覺」。
然而，做筆錄當下，所有問題都要求阿狼必須記得所有細節。「其實我也不知道頻率跟次數到底多少，我真的是記不清楚啦……他們（指檢警）一直很想知道持續多久、細節之類的，我就講不出來。我（當時）只是一個國中生，要我去描述這麼多東西，太難了。」阿狼回憶。
早知道就不要講了
做完筆錄後，阿狼從此再也沒有踏進外公家。如果通報當下，阿狼還住在外公家，他有可能要面臨「安置」的命運，離開熟悉的居所，到陌生的「安全」的地方，遠離加害者。
當事件爆發，孩子可能會因為外在的劇烈變動和情緒壓力，懊悔地跟社工說：「早知道我就不要講了。」因為一講，自己的世界就變了。
在教育現場服務超過20年的學校社工師A提到，當家內倖存者說出自己被性侵的事實，可能會受到家庭內部的壓力，要求「體諒」。例如加害人下跪、哭求原諒，或是其他家人勸說「誰沒有做錯事呢？」、「他喝醉了」等話語。企圖用孝道、情感的羈絆，否定倖存者最一開始的求助。
阿狼和母親也碰到來自其他家人的壓力。雖然性侵案件屬於非告訴乃論，但是阿狼的舅舅曾來勸說不要提告，覺得這是家醜，走訴訟讓更多人知道很難聽。其他親戚也認為阿狼媽媽不孝，竟然告自己的父親。
但是，即使娘家人反對，阿狼的媽媽堅決要提告。阿狼媽媽說，自己不惜任何代價，也要將傷害女兒的人送入牢獄。更讓她難以忍受的是，自己的父親當年也性侵了她，她忍了下來，以為長大、以為離家，這一切就「正常」了。但是父親竟然也沒放過孫女。
「我已經受害了，結果我女兒沒有保護好，也讓他受害。所以我覺得這次一定要把他保護好，不能再讓他受傷害。」她堅定地說。
有了媽媽的支持，阿狼覺得自己獲得一股力量。但是，其他可能也曾被外公性侵、或目睹過性侵過程的孩子，不願出庭當證人。阿狼說，自己曾偷偷聽到其他親戚說：「不會啦，我女兒沒有那麼笨（才不會也受害）！」阿狼只覺得荒謬。
法庭的二度傷害
即便阿狼有了母親的支持，他有勇氣走入司法程序；但是在訴訟過程中，他要面對讓倖存者與嫌疑人共處一室以詰問的「交互詰問庭」。
在這個刑庭中，法官將聆聽倖存者與嫌疑人被律師、檢察官訊問的證詞，以此形成心證，決定審判結果。
在交互詰問庭中，對造律師問阿狼：「小女生的陰道這麼小，怎麼可能容納成年人的陽具？」法官制止了這段問話，否則，當時國一的阿狼就要回答這個問題。
在阿狼的情況中，法官制止律師的詰問自有法律依據：《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5條規定，如果被告或被告的辯護人在審判時，對被害人做出性別歧視的陳述或舉動，法院應該立刻制止。
那天，雖然朋友的律師提出異議，但法官認為與案件相關，允許被告律師繼續提問。朋友抓住我的手，微微顫抖，還吞了身心科醫師開給的緊急備用藥，以舒緩焦慮。
在法庭上，倖存者經常被質疑的問題還包括：證詞前後不一致、為什麼沒反抗、為什麼事後舉止如常等等。新北家防中心的社工D說，自己會安慰倖存者說，檢察官必須再確認一些細節。但她覺得，這些詰問與其說是再確認，更像是一種「測驗」。
曾擔任加害人辯護律師，也曾任倖存者告訴代理人的律師黃致豪認為，司法講求證據。但在性暴力案件中，「既然證據這麼難以取得、這麼難以保存、這麼少有證人存在，這條道路注定是非常痛苦的。」他說。
隔離訊問流於表面
根據《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3條規定，性侵害案件訴訟期間，可以採取聲音、影像傳送等隔離措施，將被害人與被告隔離訊問。避免倖存者在審判期間，還要跟嫌疑人打照面。
阿狼雖然不用在法庭上見到加害人，但在進出法庭時，他和媽媽仍會低下頭、遮掩面容。阿狼媽媽說，這是因為怕在法庭外撞見身為加害人的父親，而且不只是女兒怕，「連我都會害怕見到他。」她說。
原來，時間及刻意遺忘，並不能讓曾發生的傷害，消失不見。
但就算安排了隔離訊問，實務上也不見得都能做到。新北家防中心性侵組社工D說，她曾遇過檢察官把嫌疑人排在倖存者之後訊問；倖存者結束訊問後，一打開門，就會毫無心理準備地撞見加害嫌疑人。
還有一些法院因為設備老舊，雖然設置了隔離訊問室，仍無法讓倖存者待在裡頭放心訴說。勵馨台北分所社工B說，有些法院的訊問室僅有一道單面鏡（單向透視玻璃）隔離，雖然嫌疑人不會看到倖存者，但倖存者可以清楚看到隔壁的嫌疑人，引發倖存者的恐懼、焦慮。
我什麼時候會好？
阿狼的案件最終判刑確定，阿公被判刑八年六個月。從這個角度來說，這場官司的確制止往後可能的犯行：讓加害人進入監獄，不再侵犯家族的其他人。但法院認定僅發生過一次強制性交，其他都視為「沒有足夠證據可以證明」，這點讓阿狼耿耿於懷，也覺得很受傷。
司法調查結束後，阿狼還是噩夢不斷。他自殘、拔頭髮以對抗紊亂的內心，也開始遊走於各大醫院的身心科；甚至因為自傷、嘗試自殺，數次入住急性精神病房。
阿狼媽媽總是親自陪他到醫院拿藥。自性暴力通報至今，已經過了十幾年。這段期間，阿狼媽媽試過一小時四千元的身心科特別門診，只為了讓女兒跟醫生多聊一點。
並不是每個親人都能理解阿狼的身心狀況。阿狼的爸爸就難以理解：阿狼跟阿狼媽媽都曾被同一人性侵，為什麼阿狼媽媽好像活得好好的，阿狼反應就這麼大，還會得憂鬱症？
勵馨執行長王玥好指出，創傷反應因人而異，「有什麼樣的反應都很正常」，不能要求倖存者有一種良好的「標準反應」。
阿狼換過四個以上的諮商心理師。諮商時，阿狼會像答錄機一樣，不帶任何感情地重述自己遭性侵的遭遇。阿狼發現，有些諮商心理師不太敢碰觸和性侵有關的話題，偶爾提一下這件事，卻又沒有要更深入處理的意思，這讓阿狼對諮商並不那麼信任，國中之後，就不再諮商了。
曾任勵馨中部蒲公英中心的諮商師May認為，諮商師要與倖存者建立信任關係並不容易，但信任是開展晤談的重要基石。她也曾無意間迴避倖存者話題，即便她當時已經進入蒲公英中心工作，但在真實的諮商中，真要碰觸沉重的傷痛，即使有多年專業知識打底，她當下還是會不知如何啟齒，懷疑自己該何時、如何碰觸傷口。
過去的陰影揮之不去，阿狼的身心壓力慢慢累積，在大四那年爆炸。
大四某天起床後，阿狼突然感到渾身無力，他硬是花了最後的力氣，離開大學所在的城市，搭了三個多小時的火車回家。回家後，「就變得很像廢物喔！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幹嘛。」阿狼回憶。當時阿狼狀況低落到吃飯需要別人餵，洗澡也需要別人代勞。
後來在媽媽支持下，阿狼重啟每月一次的心理諮商，光是由學校回到台北諮商，交通來回就要三小時。阿狼媽媽會全程陪同。
這次的諮商經驗，不再只帶來挫敗的感受。阿狼以前陷入解離狀況時，會把自己的感受切分開來，避免受到傷害。這種「失去感覺」的狀況持續多年。但諮商後，「（感覺）才有比較回來一點點。」阿狼說。
不過，這有好有壞。阿狼覺得「感覺回來」的優點是比較能感受到別人的關心，但當情緒海嘯襲來時，又會很痛苦，「有時會覺得自己很髒，或自己好像不值得被愛」。
勵馨高雄蒲公英中心的心理師芸兒（化名）形容倖存者的解離狀態，宛如「活在一個透明的玻璃罩裡面」，雖然可以看到外頭，但與外界總是隔絕；等到玻璃罩被拿起，裡面的倖存者才能重新跟世界連結。
「當玻璃罩被拿起，會感到痛苦和害怕是很正常的；過往倖存者待在玻璃罩裡，雖然和外界隔絕，但也會獲得一種安全感。」芸兒說，揭開罩子之後，接下來，就是一條新路，要讓倖存者和身邊的支持系統一起攜手走下去，重新建構和世界連結的方式。幸運的話，新的人生，也就如此展開了。
【代價：倖存之後】系列報導
本專題報導為 願景工程 – 2022 獎助採訪伴飛計畫 獎助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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